熱血鑄軍魂
熱烈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5周年
匯報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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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e the 9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2022.08.01
八一建軍節
前言
解放軍發展史，也是一部厚重的歷史。從1927年8月1日建軍那天開始，人民解放軍經歷了92年的千錘百煉，鍛造出了一支鋼鐵般的人民軍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稱中國工農紅軍，抗日戰爭時期稱八路軍和新四軍，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作出了巨大貢獻，贏得了中國各族人民的愛戴與擁護。
因為有了他們在槍林彈雨中馳騁，才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人民當家做主人！因為有了他們的守護，我們才可以安心地開著車去看美麗的山河;我們才能吃著火鍋唱著歌，刷著手機購著物，過著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因為有了他們無私地奉獻，我們才可以親人團聚，安居樂業……
感謝人民解放軍，守衛著我們強大的祖國。致敬！
目錄
contents
02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03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01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的歷史背景和思想、組織準備
中國共產黨創建和領導的人民軍隊，是近代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近80年間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國掀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但遭到帝國主義的殘酷武裝鎮壓。在斗爭實踐和血的教訓中，中國共產黨初步懂得，如果沒有強大的同盟軍和革命武裝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以黨內合作形式，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924年初，國共兩黨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參加組織軍隊、進行革命戰爭的早期實踐。
1924年6月，黃埔軍校正式創立。中國共產黨選派50多名共產黨員或后來成為中共黨員的進步青年考入黃埔軍校學習。周恩來、惲代英、聶榮臻、陳賡、周逸群、蔣先云、董必武、李富春、李達、蔡暢等數十人先后在黃埔軍校及武漢分校擔任領導職務或做機關和教官工作。1926年春，中國共產黨還主要負責創辦國民黨中央政治講習班，這個班380多名學員，畢業后多數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做政治工作。
1924年10月，國民黨開始組建自己領導的軍隊，周恩來擔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兼第1師黨代表，后升任該軍副黨代表。到1926年10月，在國民革命軍工作的共產黨員達1500多人。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1925年11月，周恩來和中共廣東區委征得國民革命第4軍軍長李濟深同意，由黃埔軍校抽調干部，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34團（次年改稱獨立團），葉挺任團長，周士第任參謀長。這支部隊實際上是共產黨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1926年7月，在國民革命軍第9軍第1師師長賀龍要求下，周逸群等許多共產黨員被派往賀部工作。后來，這個師擴編為第20軍。同時，朱德、劉伯承在四川軍閥部隊中開展國民革命宣傳，促成川軍部分將領率部發動瀘（州）、順（慶）起義，組成國民革命軍暫編第15軍，劉伯承任軍長。朱德到第3軍軍官教育團任團長。擔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參謀長后兼教導團團長的葉劍英，在武漢國民黨當局公開叛變革命前夕，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夏至1927年夏，國共合作進行了北伐戰爭，中國共產黨在戰爭中動員廣大民眾支持和援助戰爭，在廣東、湖南和湖北建立工人赤衛隊和農民自衛軍。到1927年3月，廣東的工農自衛軍已達萬人；湖南、湖北的農民自衛軍也分別發展到擁有3000支和2000支槍。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軍事部指導全黨的軍事工作。1926年7月，中共四屆三中擴大會議通過了《軍事運動決議案》，指出“軍事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必須參加武裝斗爭工作，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1927年3月，毛澤東提出必須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這些軍事活動，為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關系破裂后，被迫獨立領導人民武裝和創建革命軍隊奠定了基礎。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中國工農紅軍的誕生及其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發展
1927年4月和7月，中國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先后背叛革命，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使1924年開始的國共兩黨合作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遭到失敗。中國共產黨從失敗中認識到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開始了創建人民軍隊，武裝奪取政權的斗爭。
中國工農紅軍的創建和建軍原則的確立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共產黨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2萬余人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正式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8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建立工農革命軍。9月11日，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領導由農民、工人和革命官兵組成的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在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地區舉行秋收起義。12月11日，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黃平、周文雍、葉劍英、楊殷等領導革命官兵和工人赤衛隊舉行廣州起義。至1929年底 ，中國共產黨還在鄂中、鄂西、海（豐）陸豐、瓊崖、黃（安）麻（城）、贛西、贛南、湘南、弋（陽）橫（峰）、桑植、閩西、渭（南）華（縣）、平江、川東、商（城）南、六（安）霍（山）、百色、龍州等地區領導了數百次起義，創建了許多支工農革命武裝。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中國工農紅軍的創建和建軍原則的確立
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后，毛澤東率部向羅霄山脈中段轉移。1927年9月29日到達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改編，將部隊縮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1團，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實行民主制度，制定革命紀律，為建設新型人民軍隊奠定了初步基礎。在井岡山斗爭中，毛澤東為部隊規定了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制訂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發展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寬待俘虜的政策。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由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農軍編成的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縣礱市，和毛澤東部會師。兩支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下轄3個師，共約1萬人。5月以后，各地起義武裝陸續改稱紅軍。10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設立軍事部（1930年2月改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楊殷、周恩來先后任部長。井岡山地區的紅軍，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采取“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和“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戰略戰術，挫敗國民黨軍多次“進剿”和“會剿”。1928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由平江起義部隊組成的紅軍第5軍主力轉移到井岡山，同紅4軍會合，編入紅4軍。
1929年1月，紅4軍主力向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挺進，開展游擊戰爭。至1930年3月，挫敗贛粵閩三省國民黨軍兩次“會剿”，創建了后來發展成為中央蘇區的贛南、閩西根據地。1929年12月，中共紅軍第4軍前委根據中共中央“九月來信”，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中共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又稱古田會議），總結紅4軍的建軍經驗，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又稱《古田會議決議》），規定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基本任務，明確了共產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成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古田會議決議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史上發揮了長遠的指導作用。其他地區紅軍，也分別打破國民黨軍的“進剿”，先后創建了湘鄂西、鄂豫皖、湘贛、湘鄂贛、贛東北等數塊革命根據地，并在游擊戰爭中逐步發展壯大。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組建正規兵團，在反“圍剿”勝利中發展
1930年上半年，全國紅軍約7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共約10萬人。6月以后，各地紅軍分別進行整編。贛西南、閩西地區的部隊編為第1軍團，轄第4、第6（不久改為第3軍）、第12、第20、第22軍。湘鄂西地區的部隊編為第2軍團，轄第2、第6軍。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編為第3軍團，轄第5、第8、第16軍。鄂豫皖地區的部隊編為第1、第15軍。廣西右江地區、贛東北地區、廣東東江地區、浙南地區以及江蘇（南）通海（門）如（皋）泰（興）地區的部隊分別編為第7、第10、第11、第13、第14軍。8月23日，第1、第3軍團在湖南省瀏陽縣永和市會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方面軍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和總前委書記。軍團和方面軍的組成，為實現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開創更大局面創造了條件。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執行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連續打破國民黨軍三次大規模“圍剿”。由贛南地方武裝編成的紅35軍和由右江地區轉戰到中央蘇區的紅7軍劃歸紅一方面軍建制。1931年11月初，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會議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關于紅軍作戰、蘇區建設的正確方針和政策，提出錯誤的批評。下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葉劍英任總參謀部部長，王稼祥兼任總政治部主任。紅一方面軍總部撤銷，其所屬部隊歸中革軍委直接指揮，并稱中央紅軍。12月，國民黨軍第26路軍1.7萬余人在寧都舉行起義，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團，亦歸中革軍委直接指揮。周恩來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并任中革軍委副主席。1930年11月至1932年3月，湘鄂西蘇區第2軍團轉戰湘鄂邊和鄂西北，并取得襄北作戰的勝利。第2軍團于1931年3月改編為第3軍。鄂豫皖蘇區紅軍（1931年1月第1軍與第15軍合編為第4軍）于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打破國民黨軍兩次“圍剿”，后又取得蘄（春）黃（梅）廣（濟）地區作戰的勝利。11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成立，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轄第4、第25軍。而后紅四方面軍發起攻勢作戰，至1932年6月，連續取得黃安、商潢、蘇家埠和潢光四次戰役的勝利，使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的第三次“圍剿”計劃破產。湘贛、湘鄂贛、贛東北等蘇區紅軍也在反“圍剿”作戰中取得勝利。全國各地紅軍在反“圍剿”作戰中，共殲滅國民黨正規軍20萬余人，主力紅軍發展到15萬人，各蘇區得到鞏固和擴大。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王明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軍事錯誤，
紅軍遭受嚴重損失
1932年1月，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的中共臨時中央推行冒險主義的進攻戰略，強令紅軍奪取中心城市。而后，中央紅軍從1932年2月至1933年1月連續進行六次進攻戰役，雖然取得一些勝利，但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而消耗和疲憊了紅軍，失去鞏固和發展紅軍與蘇區的有利時機。其間，中央紅軍復稱紅軍第一方面軍。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繼續貫徹冒險主義的進攻戰略。毛澤東在會上受到錯誤的批評，會后被迫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鄂豫皖和湘鄂西兩蘇區的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第四次“圍剿”，被迫于10月分別退出這兩個蘇區。紅軍第四方面軍主力于12月轉戰到四川省北部地區，1933年2月創建了川陜蘇區。到1934年9月，連續取得反“三路圍攻”和儀南、營渠、宣達三次進攻戰役及反“六路圍攻”的勝利，部隊發展到5個軍8萬余人。留在鄂豫皖蘇區的部分紅軍于1932年11月重新組建第25軍，繼續堅持斗爭。退出湘鄂西蘇區的第3軍經過艱苦轉戰，于1934年5月進至貴州省東部，而后創建了黔東蘇區。
1933年2月，蔣介石不顧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共同對日作戰的主張，繼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第一方面軍在朱德、周恩來指揮下，打破了國民黨軍的“圍剿”。5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成立，朱德任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司令員，周恩來任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劉伯承任總參謀長，王稼祥任總政治部主任。6月，紅6軍團在湘贛蘇區成立。6～10月，紅一方面軍增編第7、第9軍團。1934年1月，第一方面軍總部撤銷并入中革軍委，所屬部隊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再次稱中央紅軍。9月，中央紅軍增編第8軍團（12月編入第5軍團）。中央紅軍從1933年9月開始進行第五次反“圍剿”，由于中共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秦邦憲）、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黨員）實行“左”傾冒險主義和軍事保守主義的方針，雖經浴血奮戰，予敵重大殺傷，但至1934年10月終于失敗。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被迫率中央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進行長征。湘贛、湘鄂贛、閩浙贛等蘇區紅軍的反“圍剿”作戰，也都遭到失敗。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以第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界挺進。11月與第10軍合編為第10軍團，后在同優勢國民黨軍作戰中遭受嚴重損失。8月，湘贛蘇區第6軍團西征，10月與第3軍（后恢復第2軍團番號）在貴州省印江縣木黃會合，接著發起湘西攻勢作戰，至1935年1月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長征的勝利和紅軍建設的恢復與發展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初期，由于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部隊遭到重大損失，在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后，由8.6萬人減少到3萬余人，處境十分危險。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黎平召開會議，采納毛澤東的建議，改變原定去湘西會合第2、第6軍團的計劃，轉向國民黨軍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1935年1月，占領遵義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這是中國革命中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轉折。隨后，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行動。中央紅軍經過四渡赤水等作戰行動，渡過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接著，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于6月中旬到達四川省西部懋功（今小金）地區，與5月初撤離川陜蘇區的第四方面軍會師。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決定北上創建川陜甘蘇區。7月，中共中央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中革軍委將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隨后恢復第一方面軍番號，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8月，兩個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但率左路軍行動的張國燾拒絕執行北上方針，并背著中共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經緊急磋商于9月10日率右路軍中的第1、第3軍和軍委縱隊繼續北上，并于12日決定將這兩個軍和軍委縱隊組成陜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10月19日到達陜甘蘇區的吳起鎮，結束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在此之前，在陜甘邊和陜北的部隊組成紅軍第26、第27軍，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創建了陜甘蘇區。堅持鄂豫皖蘇區斗爭的第25軍，于1934年11月開始長征。12月到達陜西省雒南縣庾家河（今屬丹鳳縣）地區，至1935年5月創建了鄂豫陜蘇區，后繼續北上，于9月到達陜甘蘇區，與第26、第27軍合編為第15軍團。11月初，陜甘支隊同第15軍團會師，合編為第一方面軍，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轄第1、第15軍團，共1萬余人。下旬，第一方面軍取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為中共中央將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創造了條件。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制定了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和紅軍的戰略方針。1936年2月，第一方面軍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黃河東征，進至山西境內。5月初回師陜北。下旬，第一方面軍又以主力西征進至陜甘寧交界地區。東征、西征戰役的勝利，擴大了紅軍，鞏固和發展了陜甘蘇區，策應了第二、第四方面軍的北上，并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了促進作用。
1935年9月，張國燾強令第四方面軍以及編在左路軍中的第一方面軍第5、第32軍南下四川、西康（今分屬四川、西藏）邊境，并于10月5日在理番縣卓木碉（今四川省馬爾康縣腳木足）公然另立“中央”，分裂黨，分裂紅軍。朱德、劉伯承和徐向前等對張國燾的反黨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此后部隊在與國民黨軍作戰中，受到重大損失。1936年4月被迫撤至西康甘孜地區時，已由南下時的8萬余人減為4萬余人，張國燾的南下方針破產。在中共中央勸導和督促下，張國燾才不得不于6月6日取消另立的“中央”。第2、第6軍團于1935年11月撤離湘鄂川黔蘇區開始長征，轉戰湖南、貴州、云南諸省，于1936年7月初到達甘孜，與第四方面軍會師。7月5日，第2、第6軍團和第32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接著，第四、第二方面軍從甘孜地區北上，于8月上旬、9月初分別進入甘肅省南部地區。10月，第四、第二方面軍分別在甘肅省會寧和靜寧以北的將臺堡（今屬寧夏西吉）同第一方面軍會師。至此，全部主力紅軍勝利結束長征。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1936年10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部署，紅四方面軍所屬第30軍西渡黃河。隨后，第9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5軍亦西渡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5日，紅軍總部電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目前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武威）地區。11日，中共中央決定：河西部隊稱西路軍，成立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統一指揮該部的行動。此后，西路軍在甘肅省西北部地區，同軍閥馬步芳等部的優勢兵力進行了4個多月的浴血奮戰，殲敵約2.5萬人，但西路軍也遭到嚴重損失，到1937年3月中旬終于失敗。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曾于2月27日決定以第4、第31、第28、第32軍和騎兵團組成援西軍，由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張浩率領，西進增援。3月中旬，援西軍進抵鎮原、固原地區，因西路軍已告失敗，遂停止西進。西路軍余部400余人在李先念率領下進入新疆，后分批返回延安，另一些失散人員輾轉回到陜甘寧邊區。
1936年12月7日，中革軍委擴大組織，由23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張國燾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劉伯承任總參謀長，葉劍英任副總參謀長，王稼祥任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任副主任。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大局為重，努力促成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團結抗日鋪平了道路。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在陜甘寧邊區的紅軍主力部隊和地方部隊發展到7.4萬余人。1937年1月，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加強干部培養工作。
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南方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8省15個地區獨立地堅持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牽制和消耗了國民黨軍的大量兵力，從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的長征和作戰，并保存了1萬余人的武裝，后來成為華中、華南地區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骨干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先后派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趙一曼等到東北，加強各級中共組織的領導力量。到1933年，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巴彥、南滿、海龍、東滿、寧安、湯原、海倫、珠河、饒河等游擊隊相繼成立，逐漸成為東北的主要抗日武裝力量。1933年下半年，在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下組建東北人民革命軍；于1936年改稱東北抗日聯軍。到1937年7月，部隊發展到10個軍另1個師，共3萬余人。東北抗日游擊戰爭，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殖民統治，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國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建設和發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以制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進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軍隊奮起抗擊，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國民黨當局在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壓力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主張，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西省洛川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執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軍事戰略方針，確定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以創建抗日根據地、牽制與消耗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保存與擴大自己為基本任務。會議決定組成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共中央軍委），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主席（后增補王稼祥、劉少奇、彭德懷為副主席）。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中國工農紅軍主力于8月25日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9月11日按全國統一的戰斗序列，八路軍改稱第18集團軍，朱、彭改稱正、副總司令），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轄第115、第120、第129師，林彪、賀龍、劉伯承分任師長。同時，在延安成立了八路軍后方留守處（后改稱留守兵團），統一指揮留守陜甘寧邊區的部隊。全軍近4.6萬人。
八路軍3個師自8月下旬起陸續開赴華北抗日前線。8月29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前方分會（后稱華北軍分會），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同時，各師成立軍政委員會，負責領導各師的軍事、政治和黨的工作。9月25日，第115師在平型關首戰告捷，斃傷日軍1000余人。此后，八路軍以一部兵力分散發動群眾，創建抗日根據地，主力則活躍于日軍側翼，不斷打擊敵人，配合國民黨軍保衛忻口、太原的作戰。10月，為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以任弼時為主任的軍委總政治部，在部隊中恢復受國民黨干涉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任命聶榮臻、關向應、張浩分別為第115、第120、第129師政治委員（不久鄧小平繼任第129師政治委員），并將師、旅、團政訓處恢復為政治部（處）。11月8日，日軍占領山西省會太原，國民黨軍大部退向黃河以西以南。從此，在華北以八路軍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
1937年10月，根據國共兩黨協議，南方8省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轄第1、第2、第3、第4支隊，共1.03萬人。新四軍組成后，第1、第2支隊挺進蘇南，第3支隊在皖南，第4支隊在皖中，開展游擊戰爭。中共中央還決定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項英為書記，陳毅為副書記。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介
開辟和鞏固抗日根據地，在游擊戰爭中發展壯大
1937年冬季和1938年春季，八路軍各部隊分別在晉察冀（察，察哈爾省，今分屬河北、內蒙古）邊界地區和晉西南、晉西北、晉東南地區挫敗了日軍的多路“圍攻”，共斃傷日軍7500余人。至1938年4月，初步完成在華北的戰略展開，并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南、晉西北、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成立晉察冀軍區（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利用同國民黨山西當局建立的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關系，于1937年8月開始組建實際由共產黨領導的以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為骨干的山西新軍。山西新軍在協同八路軍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共山東省委領導山東人民舉行抗日武裝起義，建立抗日武裝。1938年底成立八路軍山東縱隊，創建山東抗日根據地。從1938年4月下旬起，八路軍依托山區向平原發展。第129、第115師各一部進入豫北、冀西和晉南，加強當地抗日武裝；第120師、晉察冀軍區各一部合編為八路軍第4縱隊，挺進冀東，協同當地中共組織發動人民群眾舉行暴動，創建冀東抗日根據地；冀中人民自衛軍與河北游擊軍合編為八路軍第3縱隊，創建冀中抗日根據地；第115、第129師各一部進軍冀魯邊，協同當地人民武裝創建抗日根據地；第120師一部挺進綏遠（今內蒙古中部），開辟大青山游擊根據地。至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時，八路軍在華北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部隊發展到15.6萬人。新四軍在長江南北敵后創建了蘇南、皖南、皖中和豫東等抗日根據地，部隊發展到2.5萬人。八路軍和新四軍抗擊日軍40萬人，偽軍7.8萬人，有力地打擊和遲滯了日軍的進攻。與此同時，東北抗日聯軍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積極對日軍作戰，堅持了抗戰陣地。
1938年10月日軍侵占廣州、武漢后，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在對國民黨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政策的同時，加緊了對八路軍、新四軍的進攻。國民黨當局則從較為積極抗戰轉為消極抗戰、積極反共。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總結15個月的抗戰經驗，重申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后、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并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任務。1939年2月，八路軍總部發出整軍訓令，華北各部隊開始分期進行整軍，加強黨的領導和軍政訓練，整編部隊，提高部隊軍政素質。同年夏，新四軍也進行了整軍。此后，八路軍、新四軍得到很大發展，成為堅持敵后抗戰的主要力量，解放區戰場逐漸成為全國抗戰的主要戰場。在華北，八路軍3個師的主力向敵后冀中、冀南、山東挺進，與當地抗日武裝相結合，積極對日偽軍作戰，挫敗其多次大規模“掃蕩”，取得一系列戰斗的勝利。至1940年，八路軍又新編25個旅和第1、第2、第4、第5縱隊，山西新軍陸續加入八路軍戰斗序列。1940年11月，成立晉西北軍區（第120師兼，1942年9月改為晉綏軍區）。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軍以105個團約20余萬人的兵力，對華北日偽軍交通線和據點展開大規模的破襲戰（即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日偽軍。在華中，新四軍采取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方針，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反擊日偽軍的“掃蕩”，創建了皖東、豫皖蘇、鄂豫邊等抗日根據地，新建了第5、第6支隊及豫鄂挺進縱隊。1940年夏秋，新四軍江南部隊一部北渡長江，八路軍一部南下后，開辟了蘇北抗日根據地。11月中旬，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在蘇北鹽城成立，葉挺、陳毅分任正、副總指揮，劉少奇任政治委員。在華南，除海南島早有紅軍游擊隊轉入抗日斗爭外，至1940年10月，共產黨在廣東省東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區，組織了數支抗日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1939～1940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不斷打擊日偽軍的進攻，挫敗其“掃蕩”100余次，共斃傷俘日偽軍約40萬人。八路軍還貫徹中共中央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挫敗了其對陜甘寧邊區、晉冀魯豫邊區和山西新軍的軍事進攻。在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至1940年底，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發展到50余萬人，在華北、華中、華南建立了擁有1億多人口的10余塊抗日根據地。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縮編部隊，分散堅持抗日游擊戰。在此期間，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深入敵后辦學，在各抗日根據地成立10余所分校，在抗日戰爭期間共培養各級干部10萬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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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敵后艱苦抗戰，積蓄和準備反攻力量
1941年，日本為變中國為其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基地，繼續對抗日根據地加緊“掃蕩”“蠶食”和“治安強化運動”，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的“總力戰”。國民黨則繼續堅持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1941～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處于嚴重困難時期，總兵力由50萬人縮減到40萬人，抗日根據地人口由1億減少到不足5000萬人。在此期間，各部隊實行精兵簡政，正規軍抽調大批干部充實地方軍，一部分正規軍轉為地方軍，從而使正規軍更加精干，地方軍和民兵戰斗力增強，更加適應游擊戰爭的要求；開展整風運動，改進政治思想工作，增強了內部團結；開展“擁政愛民”“尊干愛兵”運動，密切了軍政、軍民、官兵關系；開展大生產運動，克服財政經濟困難。這樣，就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和物質上為堅持抗戰打下了基礎。各部隊在人民群眾配合下，對日偽軍加強軍事斗爭和政治攻勢，廣泛開展地雷戰、地道戰、圍困戰、麻雀戰；貫徹“敵進我進”方針，組織精干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日軍占領區開展斗爭。在兩年中，挫敗日偽軍千人至萬人的“掃蕩”132次，1萬～7萬人的大“掃蕩”27次。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變，包圍和襲擊奉命由皖南向長江以北轉移的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新四軍損失7000余人，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遇害。事變后，中共中央決定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將所屬部隊擴編為7個師另1個獨立旅，全軍共9萬余人。中共中央還決定組建中央軍委華中分會，由劉少奇任書記。1942年6月，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正式成立，賀龍任司令員，關向應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留守兵團、八路軍第120師兼晉綏軍區、晉西北新軍和陜甘寧邊區保安部隊等。8月，山東縱隊改為山東軍區。1943年3月，第115師與山東軍區合并為新的山東軍區（第115師番號仍保留），羅榮桓任師政治委員兼代師長、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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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軍隊力量的恢復和發展，實行戰略反攻奪取全國抗戰勝利
1943年，敵后抗日武裝力量逐步恢復和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積極作戰，多次挫敗日偽軍1萬～4萬人的大“掃蕩”；繼續貫徹“敵進我進”方針，積極拔除日偽軍據點，破壞交通線；開始進行局部反攻作戰，迫使日偽軍收縮兵力，收復了一些地區。同年夏，制止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企圖以重兵進攻陜甘寧邊區為主要目標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0月，第129師機關與八路軍總部機關合并（第129師番號仍保留）。
1944年春，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戰場展開攻勢作戰。4月，在毛澤東等指導下，譚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一報告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后又一指導軍隊建設的歷史性文獻。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訓部隊的指示。隨后，各部隊在繼續堅持對敵斗爭的同時，陸續開展以改進政治工作和提高軍事技術水平為主要內容的大練兵運動。4～12月，日軍發起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作戰。國民黨軍在華中、華南地區抵抗不力而潰退，八路軍、新四軍則向日偽軍占領的城鎮和交通線連續發動攻勢作戰。1944年7月起，八路軍、新四軍根據中共中央關于開辟河南、控制中原戰略要地的指示，派出數支部隊向河南敵后挺進，擴大、開辟或恢復了豫東、豫南、豫西、豫皖蘇邊根據地。10月，第120師一部組成八路軍南下支隊挺進湘粵贛邊。12月，新四軍一部渡長江南下，建立了蘇浙皖邊根據地。1945年春夏，八路軍、新四軍繼續開展攻勢作戰。在1年多的攻勢作戰中，共攻克縣城70余座，收復國土32萬平方千米，殲滅日偽軍47萬余人，把日偽軍壓縮到城市和交通線沿線地區。到1945年夏，在西北、華北、華中和華南的解放區，人口發展到9550余萬人，抗日武裝發展到93萬余人。
1945年4～6月，中共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提出了準備實行從抗日游擊戰向正規戰的戰略轉變和迎接全面反攻的任務。“七大”以后，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在各個戰場上積極開展攻勢作戰，英勇打擊敵人，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壯大自己，并開展軍政大練兵，為舉行全面反攻創造條件。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組成新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彭德懷兼軍委總參謀長，葉劍英任副總參謀長，劉少奇兼總政治部主任，程子華任副主任，楊尚昆任軍委秘書長。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9日，美國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次日出兵中國東北。此后，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游擊隊向日偽軍展開勐烈的全面反攻，八路軍一部和東北抗日聯軍積極配合蘇聯紅軍在東北作戰，攻殲拒絕投降的日偽軍，收復了華北、華中、華南、東北等地區的大片國土。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正式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中國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結束。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8年抗戰中，同日偽軍作戰12.5萬余次，斃傷俘日偽軍171.4萬余人，在19個省區內形成了擁有100多萬平方千米土地和約1億人口的解放區，部隊發展到132萬余人，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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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堅持獨裁和內戰方針，企圖壟斷勝利果實，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繼續實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中國共產黨高舉和平、民主、團結的旗幟，在同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爭取國內和平的同時，對其發動內戰的陰謀保持高度警惕，加強應變準備。
實行軍事戰略轉變，編組野戰兵團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為貫徹這一方針，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豫西等地的部隊，分別轉移到長江以北的蘇皖、山東和中原解放區；關內各解放區抽調部隊11萬余人和黨政軍干部2萬余人進入東北。各大戰略區的部隊進行整編，至1946年6月，全軍共編成27個野戰縱隊、6個野戰旅和14個炮兵團，從組織上實現了由抗日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各戰略區和野戰軍是：東北民主聯軍（由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晉綏軍區和晉綏野戰軍；晉察冀軍區和晉察冀野戰軍；晉冀魯豫軍區和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軍區；新四軍兼山東軍區和山東野戰軍；歸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指揮的華中軍區和華中野戰軍。全部野戰軍61萬余人，地方部隊66萬人，民兵332萬人。在此期間，各解放區部隊對國民黨軍的挑釁進行了堅決的自衛還擊，殲滅了一部分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有力地配合了重慶談判。與此同時，開展軍政大練兵，并協助地方黨組織和政府開展減租減息、土地改革和發展生產。
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時期的發展和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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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內戰爆發，人民解放軍在自衛戰爭中發展
1946年6月，蔣介石公然撕毀國共雙方于1月10日簽訂的停戰協定，以重兵圍攻中原軍區部隊，接著對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中原軍區部隊勝利突圍，各解放區部隊奮起自衛，解放戰爭全面展開。此后各解放區部隊陸續改稱人民解放軍。戰爭初期，人民解放軍在兵力和裝備均居劣勢的情況下，依靠解放區人民群眾，采取以殲滅國民黨軍有生力量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為主的戰略方針和以運動戰為主的作戰形式，在內線大量殲敵。1947年3月，國民黨軍被迫停止全面進攻，改為向陜北和山東實施重點進攻。人民解放軍在這兩個戰場繼續進行內線作戰，打擊并牽制國民黨軍的主要集團，在東北、晉察冀、晉冀魯豫等戰場開始舉行戰略性反攻。至1947年6月，共殲滅國民黨軍112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發展到195萬人。在此前后，人民解放軍普遍恢復和建立了各級黨委會，加強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同時，大力開展殺敵立功運動、團結互助運動和瓦解敵軍、改造新解放戰士的工作。
1947年內，戰略區和野戰軍有若干調整。新四軍兼山東軍區和華中軍區番號撤銷，組成華東軍區；山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合并為華東野戰軍；冀察熱遼軍區由晉察冀軍區劃歸東北民主聯軍建制；恢復1946年12月撤銷的晉察冀野戰軍番號；西北野戰部隊正式定名為西北野戰軍；晉綏軍區劃歸陜甘寧晉綏聯防軍（1948年2月改稱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建制。3月，正式使用人民解放軍總部名稱，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8月30日起，因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作戰，由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代理軍委總參謀長職務。
1947年7～9月，人民解放軍在總兵力尚處于劣勢、國民黨軍在繼續重點進攻的情況下轉入戰略進攻，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并把進攻重點指向中原地區。晉冀魯豫野戰軍4個縱隊，突破國民黨軍的黃河防線，舉行魯西南戰役，然后，越過隴海鐵路（今蘭州—連云港）南下，向大別山挺進；華東野戰軍主力組成的西線兵團挺進豫皖蘇邊界地區；晉冀魯豫野戰軍2個縱隊和1個軍（陳謝集團）南渡黃河，挺進豫西。三路大軍艱苦奮戰，開辟并鞏固了長江、淮河、黃河、漢水之間的中原解放區。人民解放軍在內線的各部隊，先后展開攻勢作戰，殲滅了大量國民黨軍，收復和解放了大7片土地。人民解放軍在內線的攻勢作戰與外線的大舉出擊相結合，構成了向國民黨軍舉行全國規模戰略進攻的總形勢。
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號召。同日，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會議上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提出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1947年冬～1948年夏，各部隊利用作戰間隙開展以“訴苦”（訴反動派和舊社會給予勞動人民之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發揚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加強組織紀律性教育，提高了全體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增強了紀律性和戰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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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戰略決戰，調整和統一野戰軍編制體制
1948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其總部改為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領導機關（8月軍區與野戰軍機關分開）。5月，重建中原軍區，轉入外線作戰的晉冀魯豫野戰軍改稱中原野戰軍。晉察冀軍區與晉冀魯豫軍區合并為華北軍區。此時，人民解放軍總兵力已發展到280萬人，加強了炮兵和其他特種兵建設，提高了攻堅作戰能力。1948年9月，華東野戰軍取得攻克濟南、殲敵10萬人的勝利。11月，中共中央軍委對外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1948年9月～1949年1月，東北人民解放軍在遼寧省西部和沈陽、長春地區舉行遼沈戰役，華東、中原野戰軍和華東、中原軍區部隊等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廣大地區舉行淮海戰役，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部隊在北平（今北京）、天津、張家口地區舉行平津戰役，取得了戰略決戰的勝利，共殲滅國民黨軍154萬余人。國民黨賴以進行內戰的精銳部隊大部被殲滅，其反動統治的基礎從根本上開始動搖。三大戰役后，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增加到400萬人，其中野戰軍218萬人。國民黨軍則下降至204萬人，且分布在新疆至臺灣廣大地區和漫長戰線上。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了解決國民黨殘存部隊的“三種方式”，即：用武力解決的天津方式；進行和平改編的北平方式；暫時予以保留，待時機成熟后再行改編的綏遠方式。并提出人民解放軍不但是一個戰斗隊，而且是一個工作隊，要擔負經營和建設新解放區的任務。人民解放軍按照中央軍委關于統一全軍編制及部隊番號的命令，于1948年底～1949年春進行整編。西北野戰軍編為第一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轄第1、第2兵團；中原野戰軍編為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轄第3、第4、第5兵團；華東野戰軍編為第三野戰軍，陳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轄第7、第8、第9、第10兵團；東北野戰軍編為第四野戰軍，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政治委員，轄第12、第13、第14、第15兵團；華北軍區的3個兵團改為第18、第19、第20兵團。每個兵團轄2～4個軍，全軍編成17個兵團共58個軍。其中華北軍區的3個兵團和由東北野戰軍鐵道縱隊改編的鐵道兵團，直屬中央軍委。全國劃分為5個大軍區，即西北軍區（由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改稱），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習仲勛（后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林彪（后高崗）；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治委員薄一波；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政治委員饒漱石；中原軍區（1949年5月改稱華中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此外，在長江以南各地堅持斗爭的游擊隊，也進行了整編，正式列入人民解放軍序列。各大軍區和野戰軍以原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及所屬分校為基礎，成立了軍事政治大學和軍政干部學校及各類技術學校。6月15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公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軍徽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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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國進軍，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1949年4月1～15日，國共雙方代表團以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為基礎進行談判，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但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簽字。從4月20日午夜起，第二、第三野戰軍及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舉行渡江戰役，突破國民黨軍長江防線，解放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和江蘇、安徽兩省及浙江、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地區，殲滅國民黨軍43萬余人。4月24日，華北軍區部隊攻克太原（后第18、第19兵團歸第一野戰軍建制）。6月起，各野戰軍相繼向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地區進軍，追殲殘余的國民黨軍。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至10月中旬，解放了除金門、馬祖等島嶼以外的福建全省。第四野戰軍及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實施遠距離大迂回大包圍方針，至12月中旬，解放了除海南島以外的中南全境。第一野戰軍5月20日解放西安后，相繼解放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等省。第二野戰軍在第一、第四野戰軍各一部配合下，于11月開始進軍西南，至1950年4月中旬，解放云南、貴州、四川、西康4省。1949年9月19日，綏遠和平解放，至此華北全境解放。1950年3～5月，第四野戰軍第15兵團指揮2個軍在瓊崖縱隊的接應下解放海南島。5月19日，第三野戰軍第7兵團解放舟山群島。至此，解放戰爭的大規模作戰行動即告結束。
人民解放軍在4年的解放戰爭中，共殲滅國民黨軍807萬人，解放了除西藏（1951年5月和平解放）和臺灣、澎湖、金門、馬祖以及南海諸島以外的全部國土，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作出了巨大貢獻。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建設諸軍種、兵種合成軍隊，組織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人民解放軍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人民解放軍的任務、職能發生了歷史性轉變。由奪取全國政權轉變為保衛人民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成果，保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為了適應這種轉變和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神圣職責，人民解放軍努力加強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不斷取得新的成就。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周恩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51年11月和1954年6月增補林彪、高崗和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此前后，全國統一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6個大軍區。至1950年4月，人民解放軍總兵力為550萬人。下半年有90萬余指戰員復員、轉業。1954年9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立國防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朱德等15人任副主席；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由12人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彭德懷主持日常工作。1955年2月，全國6個大軍區改劃為沈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成都、昆明、蘭州、新疆、內蒙古和西藏12個大軍區，在此之前，野戰軍和兵團番號陸續撤銷，部隊統歸各大軍區指揮。1956年7月增設福州軍區。后內蒙古、西藏軍區改為省級軍區，分別劃歸北京、成都軍區領導，新疆軍區改稱烏魯木齊軍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人民解放軍對潛藏在新解放區的國民黨軍殘余、土匪、特務武裝進行清剿，至1953年，斃傷俘土匪和爭取土匪投降自新共270萬余人。在此期間，還對襲擾東南沿海地區的臺灣國民黨海軍、空軍和特務武裝給予了沉重打擊。各部隊還參加了新解放區的接管以及土改、建黨、建政等工作。
1949年11月和1950年4月，人民解放軍成立空軍和海軍領導機關。不久相繼成立炮兵、裝甲兵、防空部隊、公安部隊、工程兵、鐵道兵等領導機關（1955年防空部隊、公安部隊分別改稱防空軍、公安軍，1957年公安軍撤銷，防空軍并入空軍）。開始了向諸軍種、兵種合成軍隊的歷史性轉變，進入建軍新階段。為適應諸軍種、兵種合成軍隊建設的需要，全軍開展了大規模文化教育運動，使廣大指戰員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創辦了各類學校，至1953年共建立軍事院校107所；頒布了內務、隊列和紀律等條令以及政治工作條例。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出動軍隊進行干涉，同時侵占中國領土臺灣，隨之把侵朝戰火燒到中國東北邊境，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10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根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請求和中國人民的意愿，決定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指揮下，于10月19日開赴朝鮮，與朝鮮人民軍一起，抗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及南朝鮮（韓國）軍。志愿軍參戰兵力最多時達135萬人，在裝備處于劣勢、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的困難條件下，依靠中朝兩國人民的支援，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經過五次運動戰戰役，將敵軍由鴨綠江邊打退到“三八線”以南，并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然后，一面同美方進行停戰談判，一面依托堅固陣地進行攻防作戰。至1953年7月27日，迫使美方同朝中方面簽訂朝鮮停戰協定。志愿軍在近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共殲滅敵軍71萬余人，有力地援助了朝鮮人民的反侵略戰爭，保衛了祖國的安全，同時取得了在現代條件下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經驗。至1958年，中國人民志愿軍全部撤出朝鮮回國。1950～195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越南人民的抗法救國戰爭給予了無私援助。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確立軍隊建設總方針總任務，全面展開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1953年12月～1954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會議確定軍事建設的總方針和總任務是建設一支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以保衛社會主義建設，抵御帝國主義侵略。會議明確了依靠發展本國自身工業來建設現代化軍隊的道路；現代化軍隊建設中長期的經常的中心工作是訓練部隊，特別是訓練干部；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堅持在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會議還就軍隊的總定額、編制體制、辦好學校、軍事訓練、司令部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建設等問題作了規定。1954年，人民解放軍實行八總部體制，設總參謀部、訓練總監部、總政治部、總干部部、總后勤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總財務部和總軍械部。1957～1958年，總部機構進行調整、合并，恢復三總部體制，設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后勤部。
1955年，人民解放軍開始實行義務兵役制、薪金制和軍銜制。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被授予元帥軍銜。同年在遼東地區首次舉行原子、化學武器條件下的大規模軍事演習，參加演習的陸海空軍有6.8萬余人。1956年起，人民解放軍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集訓、辦夜校和業余學習等辦法，對干部進行系統的政治理論教育。1957～1960年，高等軍事學院（今國防大學前身）、軍事科學院、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防工業委員會相繼成立（1963年國防工業委員會撤銷，其任務由國防工業辦公室承擔。1984年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與國防工業辦公室合并為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加強了高級干部訓練、軍事理論研究和現代化武器的研制及生產。1956～1959年，空軍、炮兵、裝甲兵先后開始裝備國產作戰飛機、火炮、坦克，初步改變了重型武器裝備依賴進口的局面。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軍隊建設在曲折中前進，保衛國家的統一和安全
20世紀50年代末期，人民解放軍的建設開始受到“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1958年5～7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錯誤地批判了訓練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傾向”。1959年8～9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給軍隊建設造成很大損失。
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組成新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任副主席，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66年1月增補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為軍委副主席）。1960年9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作出《關于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這個文件，有正確、積極的方面，但把階級斗爭作為主要矛盾，把反“右傾”作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務，把政治工作強調到不適當的地位，使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方向發生了偏差。
1960～1965年，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繼續取得進展。在毛澤東等倡導下，全軍開展群眾性的向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等模范人物和“南京路上好八連”等先進集體學習的活動，提高了指戰員的政治覺悟，繼承和發揚了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1962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聶榮臻為副主任的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生產、建設和導彈、核武器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中國自行設計制造的近程、中程地地導彈于1960年和1964年先后發射成功，第一顆原子彈于1964年爆炸成功。中央軍委于1961年和1963年頒發了《合成軍隊戰斗條令概則》《合成軍隊軍師戰斗條令》《合成軍隊團營戰斗條令》和《步兵戰斗條令》。1964年，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并開展大比武活動，掀起了群眾性的練兵熱潮。但林彪以所謂“突出政治”為由，把這場練兵運動壓了下去，使部隊訓練遭到嚴重破壞。1965年取消了軍銜制。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在此期間，人民解放軍進行了維護國家統一和保衛邊防、海防、領空的作戰。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層反動集團分裂祖國，發動武裝叛亂。人民解放軍在愛國僧俗人民的協助下，至1961年底基本平息了叛亂。1959年10月7日，空軍地空導彈部隊首次使用導彈擊落國民黨軍RB-57D高空偵察機1架，開創了世界防空作戰史上的先例。1962年9月，空軍地空導彈部隊在江西省南昌上空首次擊落臺灣國民黨軍U-2高空偵察機，至1967年共擊落5架。1962年10～11月，駐西藏、新疆邊防部隊對入侵中國領土的印度軍隊進行自衛反擊作戰，取得殲滅印軍2個旅和3個旅大部的勝利。1962年10～12月，駐廣東省邊防部隊在公安部隊、民兵配合下，全殲竄擾沿海地區的國民黨9股特務武裝。1965年8月，海軍擊沉竄入廣東、福建沿海進行騷擾破壞活動的國民黨軍獵潛艦2艘。另外，1965年6月～1973年8月，根據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請求，人民解放軍奉命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后勤等部隊32萬余人，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為越南人民贏得獨立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1962～1978年，應邀向老撾派出工程、地面警衛、防空、后勤等部隊11萬余人，支援了老撾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
在1966年以后的10年中，“文化大革命”的“左” 傾嚴重錯誤，特別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干擾破壞，使軍隊建設受到重大損失。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在當時全國混亂的情況下，雖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作用，但也帶來不少消極后果。由于堅持正確路線、政策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領導人力排干擾，采取各種措施推動軍隊建設繼續發展，以及廣大指戰員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罪惡行徑的抵制和斗爭，軍隊工作仍然取得新的成績。1964～1968年，空軍和海軍航空兵共擊落入侵中南、西南地區上空的美國軍用飛機32架。1969年3月，駐黑龍江省邊防部隊打退了蘇聯軍隊對珍寶島的入侵。1974年1月，海軍南海艦隊在陸軍配合下，嚴懲了入侵西沙群島的南越軍隊。在國防科技戰線上，1966年成功地進行了發射導彈核武器的試驗，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9年成功地進行了地下核試驗。1966年組建第二炮兵，使人民解放軍具有執行積極防御戰略任務的核打擊力量。同年組建了基本建設工程兵。
1971年9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破產后，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由葉劍英主持。鄧小平1973年12月參加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并于1975年1月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75年6～7月，葉劍英、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為消除林彪等人對軍隊建設造成的嚴重惡果，會議集中討論精簡整編問題，并決定整頓一些領導班子“軟、懶、散”狀況和部隊中存在的“腫、散、驕、奢、墮”問題，還提出“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但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干擾破壞，這次會議決定的整頓措施未能完全貫徹落實。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確立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人民解放軍進入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新的歷史時期。
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82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任常務副主席。1983年6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國家中央軍委）主席，任命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楊尚昆為副主席。1981年9月，鄧小平在華北某地檢閱軍事演習部隊時，向全軍發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號召，重新確立了人民解放軍建設的總目標、總任務。1978～1985年，全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幾次大的調整，逐步實現了年輕化。1978年開始，進行幾次大的精簡整編，以減少部隊數量，提高部隊質量。1982年，將鐵道兵并入鐵道部，撤銷基建工程兵，撤銷省軍區的地方部隊，部分邊防部隊移交公安部門。
1979年2～3月，人民解放軍駐廣西、云南邊防部隊，對在中越邊境進行武裝挑釁的越南軍隊進行自衛還擊作戰，以后繼續對入侵廣西、云南邊境地區的越南軍隊進行自衛還擊和邊境防御作戰，捍衛了國家的領土主權。
1979年3月，鄧小平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此后，全軍認真進行了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1981年起，全軍廣泛開展“四有、三講、兩不怕”（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體力，講軍容、講禮貌、講紀律，不怕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活動，促進了部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83年起，全軍開展培養軍隊和地方兩用人才的工作，以及軍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活動。1984年，全軍普遍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對于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影響，加強部隊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人民解放軍把教育訓練擺到戰略地位，開展了適應現代化戰爭需要的、以干部訓練為重點的、以合同戰術為中心內容的軍事訓練。1981年9月，北京軍區和空軍部隊在華北地區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1983年8～9月，第二炮兵在西北地區舉行核反擊戰役演習。1986年5月，海軍北海艦隊組織多艦種、多兵種的聯合編隊，遠航西太平洋海域，進行了海上合同作戰訓練。
人民解放軍掌握現代軍事技術的能力有了新的提高。1980～1982年，先后成功地向太平洋發射遠程運載火箭，用1枚火箭發射3顆人造衛星和用常規動力潛艇水下發射導彈。第二炮兵已擁有一批中程、遠程和洲際導彈核武器，成為一支具有相當核反擊能力的戰略導彈部隊。
從1983年起，人民解放軍有計劃地以現役軍人為骨干、以預備役軍官和士兵為基礎，組建陸、海、空軍預備役部隊，并列入人民解放軍序列。這是寓兵于民，戰時實施快速動員的重要組織形式。
進行精簡整編，重新確立人民解放軍總方針、總任務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1985年5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宣布中共中央決定人民解放軍裁減員額100萬人。會議提出對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即把軍隊工作從立足于應付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準備狀態真正轉入和平建設的軌道。會議確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建設的總方針是：堅持我軍建設的基本原則，繼承發揚優良傳統，不斷發展現代化的因素；實行精兵政策，減少數量，提高質量；把重點放在發展武器裝備和提高人的素質上，實行科學編組，使人和武器裝備更好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作用；既要使軍隊成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鋼鐵長城，又要使軍隊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重要力量。人民解放軍堅決貫徹會議精神，陸軍軍整編為集團軍，兵種結構發生重大變化。11個大軍區調整合并為沈陽、北京、蘭州、濟南、南京、廣州和成都7個大軍區。人民解放軍經過改革和整編，向機構精干、指揮靈便、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反應快速、效率很高、作戰能力很強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1986年12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討論和作出了《關于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決定》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繼承了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結合新時期軍隊的任務和面臨的情況，對軍隊政治工作的指導思想、任務、方針政策和基本方法進行了闡述和規定。1987年11月，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任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1988年，人民解放軍的干部制度進行改革，重新實行軍銜制，并在部分干部中實行文職制度。
1989年春夏之交，國內發生政治風波。人民解放軍部分部隊根據中共中央的決策和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命令，同武警部隊、公安干警一起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迅速平息了政治風波，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和穩定。
實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全面提高戰斗力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決定由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楊尚昆為第一副主席，劉華清為副主席。1990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接受鄧小平辭去國家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中央軍委主席，楊尚昆仍任副主席，并任命劉華清為副主席。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劉華清、張震為副主席。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中央軍委主席，劉華清、張震為副主席。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決定增補張萬年、遲浩田為中央軍委副主席。12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決定任命張萬年、遲浩田為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決定，江澤民任中央軍委主席，張萬年、遲浩田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99年，胡錦濤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10月，被增補為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面對國際、國內復雜多變的形勢，中央軍委向人民解放軍提出在高技術條件下“打得贏”、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變質”的歷史任務，提出“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軍隊建設“五句話”總要求。1993年，確立了新時期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1995年，提出實行“兩個根本性轉變”，即在軍事斗爭準備上，由準備打贏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向準備打贏現代條件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實現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從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1997年，提出軍隊建設跨世紀“三步走”的戰略構想，決定再次裁減軍隊員額50萬。1998年4月，組建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各大軍區和各軍種、兵種裝備部，形成自上而下的武器裝備管理體系。世紀之交，提出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雙重歷史任務，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目標。這一時期的軍隊建設中，強化“軍魂”意識，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首位。實行質量建軍，科技強軍，走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強國防科研和武器裝備建設，鑄造克敵制勝的“殺手锏”。調整部隊體制編制，組建應急機動作戰部隊，努力達到“精兵、合成、高效”的目標。開展科技練兵活動，增強軍隊在高技術條件下的防衛作戰能力。加強院校建設，健全和完善指揮軍官和專業技術軍官的培訓體制。依法從嚴治軍，建設中國特色的軍事法規體系。逐步實行聯勤體制和推進后勤保障社會化。
1990年，中國開始派遣軍事人員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4月，赴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中東）的5名軍事觀察員到任。1992年4月、1993年2月，先后派出第一支、第二支軍事工程大隊各400名官兵赴柬埔寨執行維持和平任務。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維持和平行動過程中經受了鍛煉和考驗，在國際舞臺上展示了威武之師、和平之師的光輝形象。
1993年1月，為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后的長期繁榮、穩定，奉中央軍委命令，在廣州軍區組建駐香港、澳門部隊。駐香港、澳門的部隊由陸海空三軍組成。1997年7月1日零時，駐香港部隊正式進駐香港，開始履行防務職責。1999年12月19日零時，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進駐澳門，于12月20日開始履行防務職責。
落實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加強軍隊質量建設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進入21世紀，人民解放軍加快推進軍事變革。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對跨入新世紀的人民解放軍建設規定了新的任務：努力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的雙重歷史任務，實現中國軍隊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把“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也是人民解放軍建設的指導思想。會議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曹剛川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在新的實踐中，形成了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這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和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的豐富和發展，是國防和軍隊建設跨世紀發展的指南。2004年9月16～19日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決定胡錦濤任中央軍委主席。2005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中央軍委主席。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決定胡錦濤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08年3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中央軍委主席。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增補習近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月增補為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將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也是人民解放軍建設的指導思想。指出，建設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十八屆一中全會決定習近平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范長龍、許其亮為副主席。2013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選舉習近平為國家中央軍委主席，決定范長龍、許其亮為副主席。
2003年9月，中央軍委進一步向全軍明確提出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要求。2004年以后，胡錦濤提出了人民解放軍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使命，提出了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和第二炮兵的現代化建設又邁出了新的步伐。2004～2005年，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人民解放軍繼續進行精簡整編，裁軍20萬人。領導指揮體制進一步趨向精干、靈活、高效，部隊結構、編成趨向合理；武器裝備研制、生產、采購、管理趨向集中、合理、通用；后勤保障逐步走上依托社會、聯勤統購、綜合保障的道路。
針對未來戰爭的特點和維護祖國領土主權和統一的艱巨任務，人民解放軍加強軍事斗爭準備，對軍事訓練內容、方法、手段進行改革，突出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研究和訓練，重點進行高技術條件下陸海空軍聯合作戰、機動作戰、海上封鎖作戰、登陸作戰、空中進攻作戰、要地防空作戰、高寒山地作戰、電子戰和后方防護等訓練。重視對抗訓練、多課題綜合性訓練和檢驗性演習，縮小了訓練與實戰的差距。2003年8月，北京軍區舉行現代化演習，邀請15個國家軍隊的27名軍事觀察員觀摩，受到高度評價。
針對臺灣當局不斷發展的“臺獨”傾向，1995～2004年，人民解放軍在東海、南海海域相繼舉行一系列軍事演習，均獲圓滿成功。展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整體作戰能力，顯示了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維護祖國統一的堅定決心。
根據國際反恐斗爭形勢的需要，2001年6月15日，中國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5國元首共同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2002年，中國軍隊開始有選擇地逐步參與雙邊和多邊聯合軍事演習，以拓寬與有關國家安全合作的領域。8月，中國軍隊首次在新疆舉行反恐怖訓練研討活動，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軍隊參加反恐怖斗爭的性質、任務、作戰指導、力量使用以及基本的作戰方法，提高部隊反恐怖作戰能力。2003年8月，中國陸軍特種兵、航空兵等多兵種部隊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舉行“聯合—2003”反恐演習，此后，中國軍隊又先后參加了“和平使命—2005”“協作—2006”“和平使命—2007”等多次軍事演習。通過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與各成員國武裝力量互相學習、借鑒，增強了軍事領域的相互信任，提高了共同應對新威脅、新挑戰的能力，有效震懾了“三股勢力”，維護了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2008年12月，中國海軍護航編隊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這是中國首次使用軍事力量赴海外維護國家戰略利益，是中國軍隊首次組織海上作戰力量赴海外履行國際人道主義義務，也是中國海軍首次在遠海保護重要運輸線安全。
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努力完成人民解放軍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的雙重歷史任務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人民解放軍發揚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的光榮傳統，不斷提高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各種搶險救災工作。1952年，有31個師轉為建設師，其中15個師參加農墾建設；中南軍區派出10萬余人承擔荊江分洪工程主要建設任務。1958年，有10萬官兵轉業、復員，開赴黑龍江省三江平原，創辦一批大型國營農場。1956～1969年，全軍參加修建各種水利工程2.6萬余項。1978～1984年，全軍參加建設大中型重點工程8200余項。1966～1982年，基建工程兵承擔重點建設項目182項，多為基礎工業的骨干項目，完成建筑安裝工程量價值達83億元，竣工面積為1800萬平方米。鐵道兵到1984年集體轉業為止，參加鐵路建設52項，共建成鐵路1.3萬余千米，還參加了北京地下鐵道的建設。國防科技工業系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10年間，貫徹“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民養軍”的方針，不但保證了國防科研、生產的發展，而且積極為國家振興經濟、發展科技、繁榮市場作貢獻，僅軍用技術成果就有3萬余項轉為民用，新增民用產品總產值110億元。此外，人民解放軍每年都出動數萬至數十萬人參加各種搶險救災活動。1976年7月，河北省唐山一帶發生強烈地震，人民解放軍立即出動14萬余人，汽車5000余輛，在余震頻繁、酷暑炎熱的情況下晝夜奮戰，搶救人民的生命財產，并幫助重建家園。1981年夏季，全國有18個省市自治區的一些地區發生洪水災害，各地駐軍共出動50萬余人和各種車輛1.5萬輛、舟船650只、飛機822架次，支援抗洪救災。1987年5～6月，大興安嶺發生特大火災，沈陽軍區出動3.52萬人和884輛汽車，空軍出動飛機62架次，與烈火搏斗25個晝夜，終將大火撲滅。
1991年夏季，全國有19個省市自治區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尤其淮河流域和太湖地區發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澇災害，各地駐軍共出動75萬人和大批車輛、船艇、飛機，投入抗洪搶險。1998年夏，長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發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出動30萬余名官兵抗洪搶險，這是中國軍隊進行的規模最大、集結兵力最多的一次特殊軍事行動，用生命和汗水保衛了人民生命財產安全。2004～2006年，陸軍、海軍、空軍工程部隊參加交通、水電、通信、能源基礎設施重點工程430余項。全軍和武警部隊參加各種搶險救災行動2800余次，轉移疏散群眾340萬余人，挽回經濟損失數十億元人民幣。2008年，人民解放軍和武器部隊參加了南方抗雨雪冰凍災害、四川等地抗震救災和第29屆北京奧運會安全保衛工作。其中在四川等地抗震救災中，出動兵員14.7萬多人，民兵預備役人員7萬多人，各種飛機1000多架次，開出軍列100多列，動用大型運輸車等各型裝備10多萬臺（件），從廢墟中挖掘出生還者6700多人，救治受傷人員30多萬人，解救轉移群眾78萬多人。
支援國家建設和搶險救災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中國人民解放軍自誕生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始終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在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大趨勢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忠實履行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使命，為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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