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民

畢業作品

編者按

CONTENTS

風光不再：走向遲暮的海島? ? ? ? ? ? ??

? 被繁榮掩蓋的危機? ? ? ? ? ? ? ?

? 逃離齋堂島? ? ? ? ? ? ? ? ? ? ?

? 艱苦、危險的討海生活? ? ? ? ? ??

? 船多魚少不值錢? ? ? ? ? ? ? ??

? 漁民吃的是一碗青春飯? ? ? ? ? ??

? 魚不是我們打完的? ? ? ? ? ? ??

? 出海就是一場賭博? ? ? ? ? ? ??

? 海上的風向誰能說得清? ? ? ? ? ?

? 當漁民有什么好的？? ? ? ? ? ? ?

? 離開了海一切歸零? ? ? ? ? ? ? ??

? 下海就是“上了賊船”? ? ? ? ? ??

何以為繼：明天的航向該往哪轉? ? ? ? ?

? 十五萬買個出路? ? ? ? ? ? ? ? ?

? 怎樣都是一種生活方式? ? ? ? ? ??

? 在祭海中尋求期盼?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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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公里海岸線串起沙灘、巖礁和金色港灣，坐落于青島西海岸新區西南沿海的瑯琊鎮是一座水產強鎮。因東南面瀕臨黃海，歷史上漁業就占據了不可或缺的地位，秦始皇時期徐福東渡日本，起航地就在瑯琊。千百年間，這片海域養育了無數以漁為生的純樸漁民。

從事海洋捕撈的漁民通常被稱為“傳統漁民”，但瑯琊鎮的漁民更愿意稱自己為“下海的”。對于他們來說，船就是命，船既記錄了滄桑又承載著希望，碼頭則是一切的原點，他們乘風踏浪駛向海洋，這就是下海。

下海，意味著把海作為最親近的對象，沉浸其中，也敬畏和理解它的神秘力量。在長期的海洋實踐中，瑯琊鎮漁民跨越風帆時代邁入機械時代，在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的影響下，瑯琊鎮漁民及后代的生計方式發生著改變，越來越多傳統漁民主動或被動地退出歷史舞臺，古老的“下海”智慧，似乎正在逐漸走向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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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光不再：走向遲暮的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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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登瑯琊時，侍從齋戒于此”。傳說，齋堂島是因秦始皇而得名的。齋堂島四面環海，是一座礁石嶙峋的美麗海島。

到齋堂島去，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從瑯琊古港開出的客船。快到發船時間了，人們陸陸續續從鎮上趕來，拎著采買回來的生活物資在石階上排起了長隊。時值冬日，海風呼嘯，人們站在岸上牙齒直打架。焦急等待中，客船總算來了，一個接一個，人們在售票員的攙扶下陸陸續續跨上了船，向著東南方向行進0.9公里，便到達了齋堂島碼頭。

海風一起，藍色的海水便涌起滾滾浪花拍打岸邊，石階早已被海水沖刷的失去了棱角，巨石堤岸上也布滿了細碎的貝殼，沿岸處停泊的一艘艘老舊小木船，遠去的佝僂背影，這一切似乎在暗示海島正在迎來它的遲暮之年。

被繁榮掩蓋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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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早年間的下海經歷，肖魏忠點起一根煙，猛吸了一口，“海上要有個風就要嚇死的，也沒有收音機，沒法聽天氣預報。”為了抵御風浪，漁民之間異常團結，通常多艘漁船結伴一起出發，白天拉網，晚上所有小船就聚到一塊，為的就是能抵抗一點風浪。但當時出事故的漁船也不在少數，肖魏忠分析主要還是因為設備落后，預測不到風，同時沒有發動機，單靠手搖速度慢，短時間內無法靠岸。

帆船漁業以圓網、流網、鉤釣等作業為主，手工作業，漁船捕撈能力不高，未形成規模化，但漁民群體的年收入依舊比農民要高出30%～50%。漁民捕撈上的魚通常歸集體所有，收入以工分補貼形式體現，肖魏忠算下來一年自己可以掙4000分，換200多塊錢。?

改革開放后，漁業機械化得到了較快的發展。漁業勞動力主要轉入機動船，帆船漁業在整個漁業中已退居從屬地位，捕魚正式邁入機械動力時代。1985年漁船開始私有化改革，據《膠南縣志》記載，到了1987年，齋堂島共有漁船95艘，漁業勞力達550人，漁業發展保持穩定。也正是這一年，肖魏忠擁有了一艘真正意義上屬于自己的船，他的漁船也成為了數據里的一分子，生產積極性隨之越來越高。

改革

富裕

漁民們放開手腳，敢闖敢試，成為了當地最先富起來的一批人，漁業也完成了集體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海洋捕撈業快速發展，越來越多人加入下海捕魚行列。肖魏忠的兒子肖永喬15歲時也在他的帶領下涉足下海，當時像肖永喬這么大就下海的孩子島上就有20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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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的人越來越多，捕撈機動漁船也快速增長。1998年，肖永喬24歲，此時他已經擁有了一艘屬于自己的木殼漁船。從全國范圍來看，捕撈機動漁船的總量已經從1985年的13.82萬艘增長到2000年的28.97萬艘，漁業經營體制的轉變，漁船捕撈能力不斷增強，近海漁業開始出現過度捕撈、漁業資源枯竭等一系列問題。

為保護近海漁業資源，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開始調整漁業發展規劃，改變以往“以捕為主，以養為輔”的戰略，轉而推廣“以養為主，以捕為輔”。到了2021年，水產品養捕比例已由“十二五”末的74：26提高到了80：20，留給海洋捕撈的發展空間已越來越小。

捕撈

調整

逃離齋堂島

兒子自立后，肖魏忠便不再下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肖魏忠認為自己的使命達成了，也到了該養老的年紀了。但出海打漁幾乎一輩子的他，對海的牽掛絲毫未減。近些年來，“瑯琊港——齋堂島”航線缺人，他便主動上船去，當起了擺渡老人，每天跟著客船在海上漂過來漂過去。來來往往的日子里他越發感受到島上的人變少了，世代以捕魚為生的齋堂島現已幾乎沒有什么青壯年勞動力了，有能力的都在往外走。

年輕時他曾在齋堂島擔任村干部，據他統計，齋堂島整個島上現在還有400余口人，原來則有1100多人。近20年，出去了七八百人，卻沒有人再回來。留在島上的村民，55歲都算年輕，村干部的年齡在60至70歲左右，村里的會計甚至比他還大。

肖永喬一輩幾乎算得上齋堂島上最后一批漁民，在他們之后很少再有人從事海洋捕撈業，昔日破曉百船歸來魚滿倉的情形也不復存在。30歲時肖永喬決定離開齋堂島，他因此也成為了最早的一批“離島人”。離島一方面是漁業不景氣，不少人選擇外出務工，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孩子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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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青島膠南市為高水平、高質量推進義務教育，撤并沐官島、齋堂島兩所海島上的“辦學點”。齋堂島上的孩子只能出島上學，最早多是乘坐小漁船去往對岸的瑯琊鎮上上學，但遇上壞天氣，十天半個月無法去上學也是常有的事。肖魏忠說那個時候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信念，哪怕沒有錢，賣房子貸款也要出島。

過幾年，肖魏忠也要離島了。島上的生活不太方便，生活物資緊缺，就連面條也要乘船出去買。但船并不是隨時隨地都能坐的，一旦有點風，船就不能離島了。年紀大了，碰到個頭疼腦熱，看病也不方便。再過幾年，或許連船都上不去了，肖魏忠說或許是時候離開了。

乘坐客船的齋堂島村民/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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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上船：海洋不是漁生后代的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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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等待兒子放學的肖永喬/作者攝

斷裂的代際傳承

15歲下海，多年下海生涯中換過兩艘木殼漁船、兩艘玻璃鋼漁船，下海已成為了肖永喬一生的事業。他關心海洋捕撈業的未來，卻未曾想到自己反成了“最后一代漁民”。肖永喬反問自己，“快50歲的人還在下海，下一代誰還愿意下海？”

作為船長，出海的這些年，肖永喬深刻感受到近年來招工越來越難了。入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有經驗有技術的漁民又是稀缺資源，人工是一年比一年貴。漁民工資現如今已不再按照年、月結付了，而是按天算，普通漁民出一次海一天能掙六七百塊錢。

肖永喬30歲離開齋堂島后一直在下海打漁，當年和他一起出來的漁民約有百十來戶，但不少干著干著就破產了，據肖永喬介紹破產概率約在十分之三。肖永喬認為這是因為下海完全是看天吃飯，也有不掙錢的時候，他說：“有的時候魚打的多，有時候又打不到魚，再加上現在人工又貴、油錢又高，弄不好就要折。”

雖有高額回報，但下海這個職業對于漁民子代的吸引力并沒有太大。在時代的發展中，子代的行為模式、思想觀念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老一輩漁民選擇下海，是因為過去受教育機會少、文化程度低，在生存理想與經濟理性的支配下，下海是本地中老一輩漁民不得不做出的抉擇。而今步入新時代，年輕人受教育水平提升，選擇的機會越來越多，不必“子承父業”，他們開始有了與傳統捕撈業解綁的底氣。

肖永喬鼓勵年輕人“走出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捕魚的回報越來越低。從前靠著自家的漁船，肖永喬出一次海的收入甚至比普通農民辛辛苦苦種一年地所賺的還要多，而他也早早在市中心買上了房子，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但現如今，魚越來越少，本地傳統一輩漁民的緊缺使得人工越發昂貴，憑借出海過上富裕的生活已然成為了過去時，社會理性選擇視角下，捕魚的臟、累、苦尤為凸顯，他從未讓自己的兒子到漁船上去過，更不愿兒子再走自己的老路，而是鼓勵孩子讀書。

但他想好了，即使孩子將來成績不好，抑或不想讀書，同樣也不要回來當漁民，而是去從事一份非農的工作，即使少賺一些錢也不要過風吹雨打的捕魚生活。“現在我還在努力工作，就是想為孩子多積攢一點。”肖永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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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下海時間定在了下午2點。午飯時間，碼頭上人不多，漁民們都待在船上休息。對于漁民們來說，上了船便意味著昏暗而又散發海腥味的船艙、狹窄低矮的木床、無休無止的工作以及毫無規律的作息。

船上不如岸上，想要好好睡上一覺都成奢侈。漁民老王是河南人，今年50多歲了，并非土生土長的地道漁民。聽同村人說下海掙錢，便和同鄉來到瑯琊鎮從事捕魚工作。老王文化水平不高，年紀又大，下海20多年來，在船上充當的仍是“小伙計”角色。他的休息室相比較于船長、“大伙計”等人就要差一些了。

艱苦、危險的討海生活

蒲灣碼頭幾十艘木殼漁船一字排開，這天大風警報解除，和煦的陽光中夾雜著淡淡的海風，天氣不錯適合出海，不少漁民決定下午出海碰碰運氣。出海的時間不是隨便定的，而是嚴格依據潮汐，所有靠海吃海的漁民都要追隨潮水作業。受太陽和月球引力的影響，地球上的海水，每晝夜漲落兩次，早上的叫潮，晚上的叫汐。潮汐翻涌，帶來的是象征財富的海貨。（海貨是青島地區漁民的一種說法，專指從海上捕撈獲得的魚蝦蟹貝等海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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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生活

老王的休息室位于甲板下方，需要順著木梯往爬下，休息室的空間顯得有些局促，成年人根本無法直起身，只能蹲著一點點向前挪步，通常挪動兩三步也就無法前進，老王卻要睡在這里，起床稍微一個不注意，就要碰到頭。

不知是休息室低矮的原因，還是天氣寒冷的原因，老王蜷縮成了一團，雖沒有站起來交流，但可以看出老王是個挺瘦弱的人。休息室緊挨著發動機艙，航行時噪音很大，到了夏季又意外悶熱，老王只能買上一個電風扇放在這里。雖說船是在海上漂的，船艙里還是經常會有老鼠活動，老王并不感到詫異，他說畢竟環境擺在那兒。

漁民老王與他的休息室/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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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飯過后，漁民們陸陸續續來到碼頭，早早做起了準備。出海是一個家庭的大事，家里的女人們也會來到碼頭幫忙。大到漁船的機械操控，小到連接的繩扣，出海的每一個細節都必須準確無誤。整理漁網，加補冰塊，漁民們在船上與岸上來回切換，用的最多的姿勢就是跳躍。海上無風三尺浪，即使漁船停靠在岸邊，依舊晃動得厲害。漁船與碼頭之間并無浮梯，想要順利上船下船，可得有個好身手，瞄準合適位置，從岸上跳到船舷上，這樣一個個跳躍的動作也像是在向“下海”這個動詞致敬。

為了保證新鮮，魚一旦打撈上來就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對它們進行分揀歸類，并放入冰庫中冷藏。忙碌起來就什么也顧不上了，經常是眼睛、鼻子和耳朵全都粘著小魚。老王說自己下海這些年沒怎么買過衣服，在船上根本穿不著好衣服，他也不在乎，畢竟可以省下一筆開支。平日不出海時，他也只待在船上玩玩手機喝喝酒，只有偶爾需要洗澡時才會下船去到鎮里，他拿到手的錢基本就是純收入，通通寄回家里。靠著這些年的積攢，他也算把孩子培養出來了。姑娘學醫，畢業后分配到了人民醫院，兒子也有不錯的工作，已經結婚養有2個孩子。他很驕傲，自己的孩子以后不用再和他一樣，過著風吹日曬的苦日子了。

即將遠赴汪洋大海的漁船/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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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氣候瞬息萬變，轉眼間風況可能就變了。天一黑，海邊的風“狂躁”了起來，瘋狂向海水施壓，狂潮拍石，浪花翻涌，滿耳都充斥著風的嘶鳴，潮的吶喊。

船多魚少不值錢

接到大風預警，從蒲灣碼頭出海的一批漁船要靠岸了。女人們聽到這個消息，有些無奈，從出海到靠岸僅過去一天時間，若是捕不著魚，賺不到錢不說，還要搭上油錢與工錢。凌晨2點，女人們帶上秤，裹得嚴嚴實實的從家驅車趕往漁港，在寒風中迎接歸來的男人們，她們哈著熱氣溫暖雙手，也祈禱能有好的海貨。當男人們選擇了出海，女人們也得跟著忙碌。在男人們出海的那段日子里，女人們在家睡不到一個安穩覺，甚至舍不得花錢，覺得心疼，直到船靠岸了，懸著的一顆心才能放下。

突突突……船機轟鳴，漁船靠岸了，但風浪依舊大，漁船在海中搖擺不停。瞄準時機，漁民們從船上跳上碼頭，將船固定好，緊接著開始卸貨。魚販與私人買家也聞訊趕來收購，凌晨4點，漁港熱鬧了起來。

漁船上岸，男人的使命大多就結束了。由于海鮮量大、易腐爛，所以急需出手，漁民并不直接接觸海鮮市場，而是將捕獲的海鮮賣給魚販，海鮮交易全憑魚販說了算。女人們必須掌握市場行情，才能將手里的海貨賣出個好價錢。清點著各類海鮮，劉蕾發現這次捕撈上來的量并不大，各個品種加在一起僅二十幾筐，而放在以往，整個碼頭都堆滿了海鮮。

凌晨抵達浦灣碼頭的女人們/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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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收成難料，魚，越來越少了。工業化捕撈的迅速鋪開，提升了漁業生產效率，但也加劇了對漁業資源的搶奪，漁業過度捕撈已成為全球最嚴峻的海洋問題之一。

劉蕾在與魚販清點海貨/作者攝

我國是世界上海洋捕撈量最大的國家，從1995年開始，我國近海捕撈總量開始超越1000萬噸，2016年甚至達到1328萬噸，遠超海洋漁業專家建議的800-900萬噸最大捕撈量，長期超額捕撈導致近海漁業資源走向衰退。魚少了，價格卻并沒有提上去。劉蕾認為這是船變多了的緣故，她說：“船基本都是一起靠岸，都是魚，所以不值錢。”

放眼整個瑯琊鎮，據不完全統計，20年前，只有200條漁船，而現在卻有1000條漁船。可見在船多魚少的情況下，漁船的捕撈效率實際非常低下，近海海產品表現出了明顯的“低值化”傾向。為應對不利局面，政府也有意縮減漁船，控制漁船功率，以此來減輕捕撈壓力。2021年我國壓減海洋捕撈漁船超過4萬艘、150萬千瓦，著力淘汰老舊及作業方式粗獷的漁船，如若放任不管，任漁業資源枯竭，漁民們或許真要過上今天沒有收成就盼明天，明天沒有收成就盼后天，一天盼一天的日子了。

漁民吃的也是一碗青春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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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戴著頭燈，挑揀完海貨便鉆到狹窄的機艙調整漁船靠向、將一筐接一筐重三四十斤的海鮮從船艙搬運到魚販收貨車上。持續搬運了十幾筐后，老徐的腳步逐漸放緩，背脊也越來越彎曲，雖有些體力不支但他還在朝船上的人吆喝著再來一箱，用他的話說，“這么個年紀了人家還愿意雇我，我得拼了命干啊。”

凌晨在碼頭上搬運海鮮的老徐/作者攝

與劉蕾家的漁船一同靠岸的還有李成的魯青新漁67416號漁船。在船長李成與前來碼頭收貨的魚販熱切攀談之際，船員老徐正借助船艙的點點燈光，在船甲板上嫻熟的對海貨進行分類，這是他每次靠岸的首要任務。

老徐今年58歲了，這是他在李成船上的第六個年頭。作為一個打了50余年漁的老漁民，長年的船上生活，他的臉被凜冽的海風吹出了一道道皺紋，手背更是皸裂，被厚重的老繭一層層傾覆，關節常年被海水浸泡越發腫大，難以伸直，掌心烙有大小不一、深淺不一的印記，這是一雙典型的漁民的手，有些是赤手起網、結繩拉網時手皮被磨破遺留的勒痕，有些是裝卸網具、維護漁船時被漁網或鐵皮刮出的裂口，還有些是分揀海貨時為了捆綁住活蹦亂跳的魚和螃蟹，被鋒利的魚鰭和爪子割傷刺破。在高鹽高濕的環境中，龜裂的細小傷口不易愈合，一日復一日的辛勞就這樣在他的手上留下了歲月的痕跡。

老徐的兒子徐成剛去年結了婚，他經營著一家汽車維修廠，收益時好時壞。兒子結婚買房幾乎掏空了老徐一輩子的積蓄。旁人眼中看來，孩子都成家立業了，老徐現在就應該安安穩穩的在家呆著享清福，但老徐卻說不敢歇。家底都為兒子置辦了家業，現在上岸就等于坐吃山空。更何況，干了一輩子，落下了一輩子的腰腿疼，得了風濕，要變天身體比天氣預報都準。老徐把生活看得很清，他說：“我們又不是坐辦公室的，退休了還能有退休金，不用怕吃藥看病的，趁現在還有人雇我，我得攢點錢養老啊。”

養老問題成了漁民們的心病，不止是老徐，很多中年一輩的漁民都開始擔心自己的老年生活，老了之后怎么辦？在他們看來便是老無所依。

北桃園村漁民李和釗說：“漁民吃的就是一碗青春飯，只要年輕，什么問題都不是問題。”“船長雇的就是青春，雇的就是體力，一旦年紀大了，對不起，用不了。”

“下海太累了，現在也就是為了家庭將就著，但確實有些干不動了。”老徐一邊搬著海鮮一邊說到。和船上的很多伙計一樣，老徐十七歲就出來下海了，他不是瑯琊鎮人，而是周圍的臨鎮——海青鎮人，每次出海他都要騎三個小時的摩托車趕來碼頭。壇網船、玻璃鋼漁船、養殖船，大大小小、各種不同類型的漁船，他都干過，四十六年的青春年華都是在海上度過的。

在瑯琊鎮大大小小的碼頭中，老徐算是本地漁民中年紀較大的一批了，很多人打趣他說：“你看人老徐，快60了還這么能干，這是想攢多少錢啊？”老徐心里知道，船上很多人瞧不上他，嫌棄他年紀大干活不如別人有勁，畢竟同樣的五個人出海，如果一個人“偷奸耍滑”，其他人還得干得更多。李成也想找年輕一些的船員，但本地肯下海的船員太少了，根本找不到，他便只能將就用著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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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漁船上攀爬的老徐/作者攝

長期的海上生活，風吹日曬是家常便飯，胃病更是和每一位漁民形影不離，經常是飽一頓餓一頓，不忙的時候才有空拿起碗來扒拉兩口飯。日夜顛倒的海上生活，讓每兩小時一上網的漁民只能趁著間隙在漏風的船艙里蓋上破棉襖瞇一會兒。拉網也是一項力氣活，拋錨時兩臂使勁一甩，鐵錨才咚咚咚地被拋下水去。而將幾十米長，上百斤的漁網拔錨拉上來，就算是借著輪軸的輔助，對于常人來說已是兩臂酸痛，更別提對于接近花甲之年的老漁民了。這也是大多漁民不愿讓自己的子女繼續下海的原因之一。在他們看來，現在的正經工作多少都能有個單位給繳納五險一金，不至于像漁民一樣，干了一輩子到頭來也沒有保障。

正如老話說的，老有所依。然而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讓很多漁民感到不安。李和釗坦言：“我自己心里想的是，不論國家也好，還是漁船也好，給我辦上養老金，我就給它干一輩子，要的就是一個保障。”

經過幾個小時的休整后，天漸漸亮了，蒲灣港里的漁船也靜了下來，描繪出一幅安靜祥和情景，像母親期待游子歸家一樣，漁港也一直靜靜地守護和等待著漁船的出海與返航。伴隨著汽笛聲沖刷著無垠的海面，老徐指節繃緊，手腕發力，向上一甩，纜繩便離開了漁港，船晃了一下，他也跟著晃了一下，影影綽綽的海面上，漁民出海的故事還在重復上演。

“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風吹海浪涌，隨我漂流四方……”歌里唱得是多么的情真意切。半生光陰，倏忽已過，眼前潮水起落，身后浮沉半生，多少漁民的青春似水流年與這片海洋為伴，眺望海浪拍打岸堤，迎面海風吹拂面頰。從舞象之年到花甲，連續幾十年的海上勞作，無風無浪看似平靜的海面下，見證漁民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青春歲月。海洋為他們帶來了生活的全部，卻不能保證他們上岸的歲短日長，漁民能做到的就是在還算身強體壯的年紀里緊緊攀附海洋，為朝枚之年的自己換取一份安定。

2021年11月份，老徐的腰間盤突出日益嚴重，在醫院住了半個多月便呆不住了，強撐著回到船上出了一次海后，竟嚴重到無法下地行走，他的兒子徐成剛已經對他下了“死命令”，以后就不出海了。老徐說，這下是真干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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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挑戰：出海不是自己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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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湖，云是舟，撒下絲網垂金斗。漁歌當香餌阿，魚群追著走。風送爽，幾招手，夢里酒淌香，漁船多富有……”

曾幾何時，中國近海漁業資源也像《漁歌》里唱得那樣豐富繁饒，養活了不計其數的沿海漁民。但現如今，1.22萬平方千米的青島海域已不再是從前那片出海就有魚群追著走，下網就魚滿倉的海了，許多漁民陷入了“無魚可捕”的境況，甚至用“守株待魚”來形容現在的出海捕撈。

回憶過去的打漁景象，肖永喬的大舅哥李成說：“以前一網能打幾十斤，一天就能有五六百斤，現在出去打一天也就頂過去一網的。”“近海是真打不著什么東西了，以前跑七八海里就行，現在得跑個幾十海里。”“資源一天比一天少，就算能吃苦，哪還有人愿意繼續下海，有出路的都轉行了。”

魚不是我們打完的

漁業資源枯竭，違規捕撈是一大誘因。早在1986年，相關部門便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其中第三十條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炸魚、毒魚、電魚等破壞海洋資源的方式進行違規作業。”然而，在青島當地，仍有部分漁民偷偷使用電網違規捕撈，致使帶魚、大黃魚等近海漁場底層魚類資源持續衰退。根據研究顯示，早在2005年，漁民日常所捕撈的魚類，已有29%接近崩潰。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到了2048年，或許目前市面上所有的魚類和貝類都將走向崩潰，那時便是真的“無魚可捕”了。

“魚不是我們打完的，是他們浙江的船。”說起近海漁業資源的崩潰，李成顯得有些頹然，在他看來，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浙江漁船。

在這片海域，浙江漁船是一個謎一般的存在，本地漁民對此深惡痛絕但又束手無策。“舉報無效”“明哲保身”“別惹麻煩”，在李成看來，連本地漁政都很難抓到這些浙江電網漁船，普通老百姓更沒有什么辦法了。早在2002年左右，青島海域便出現了大量浙江漁船，而這些浙江漁船均采用國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電網進行捕撈，它們大多停靠在沙子口碼頭。

從靈山島開始一張電網就放下去，七八百平方米，一片海區一片海區的輪流電。每一艘漁船的漁網前方都纏繞著大鐵鏈，鐵鏈上掛著又粗又長的銅質電線。

一開始本地漁民也曾試圖向上反映，但是舉報過后便石沉大海，哪怕是近20年陸續都有媒體來采訪報道，但是該出現的浙江電網漁船只多不少。就算匿名舉報，當地的漁政出海之后，這些浙江漁船早已不見蹤影。“他們都是和政府有關系，政府有人罩著，咱們這的船敢到浙江去就玩完了，人家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沒關系它敢來？”李成反復提起“政府、關系”，至于到底是哪級政府，哪個單位，李成則說：“這不是我們普通老百姓知道的事。”

整個瑯琊鎮的漁民對浙江漁船使用電網的態度已經由氣憤轉變成了無奈和沉默，由最初的抱怨到了別說了。在這片海區還算有些聲望的李成說，沙子口那邊有專門收浙江電網貨的收貨船，所以浙江漁船敢靠，有人給他們保著，所有的信息都給他們透明了，一聽到漁政海警要抓就跑，應該是沙子口碼頭的老板都在幫忙打理關系。當被問道是買通了漁政么？李成咂了一聲，說：“漁政？漁政管不了，肯定有更大的勢力，大到不敢想。”

“人家有人，弄不了他。”在多次的無果嘗試后，當地的漁民好像已經接受了浙江電網漁船的存在，或許也談不上什么接受不接受的份。在他們看來，這些浙江籍漁船“還算老實”，也不會主動鬧事，有時候在海上通過船呼對上了話，對方說話也很客氣，甚至還會主動承認他們使用電網進行捕撈，說他們那邊沒有東西了，都被電網電干凈了。

出海后這些漁船便將銅質電線的一頭搭到柴油發電機上，下網可以直接下到30米深。一通上電，這些電網會產生巨大的電流，電的魚不至于死，主要是把這些魚蝦給電暈，就跟吃了迷魂藥似的。李成說他看到過這些被電網捕撈上來的海貨，魚蝦小的可憐，有的才三四厘米長，就和小拇指一樣大。這種電法，一次最多能捕撈上來上百斤魚蝦，幾個小時內就能捕撈到600斤至1000斤魚蝦，“輕輕松松就斷了魚孫后代”。李成有些無奈。

2016至2017年左右，浙江漁船在青島海域活動的尤為頻繁，這種“絕種網”對本地使用漂網捕撈方式的傳統木殼漁民來說是損失慘重。近海漁業資源的減少使他們每次出海收獲寥寥，不得已只能越跑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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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爛變質的魚蝦/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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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隨著青島漁業資源的減少，政府管控力度的加大，出現在這片海域的浙江電網漁船也在不斷減少。然而，由于歷史欠賬太多，不可逆的資源修復還需漫長的時間檢驗。

出海就是一場賭博

漁業資源枯竭對于漁民而言，他們既是問題的制造者之一，也是后果的承受者之一。作為典型的資源約束型產業，漁民的生計全然指望海洋。但海洋資源的枯竭使他們面臨嚴重的“失海”危機。同時，伴隨著資源匱乏的則是政府管制的收緊與轉型。

1995年，由于80年代過度捕撈帶來的惡果，我國決定全面實施海洋伏季休漁政策，因季節溫度的不同，南北方時間略有差異，總體均在6月至9月。而2018年起，黃海海域本為3個月（6月1號至9月1號）的休漁期延長至4個月（5月1號至9月1號）。另一方面，2002年，我國對漁民群體開始逐步施行轉產轉業政策，以保護海洋資源與生態環境，這成為繼伏季休漁政策之后的又一重大舉措。

在此背景下，漁民陷入了“走不出去、退不回來”的兩難境地，面對養家糊口的重擔，迫于無奈，他們不得不選擇冒險賭一把。

2018年7月13號晚上，李成的媳婦兒陳雪接到了一通令她五雷轟頂的電話，“李成偷捕被抓了！”陳雪的心跳得像是要從嗓子眼里蹦出來，她不會開車，只能厚著臉皮把睡著的鄰居叫起來幫忙，送她到碼頭上。按照以往，她是斷然不想麻煩別人的，出門之前，她帶齊了家里所有的現金，拿上了兩張銀行卡。一路上，她給能想到的各種人打電話找關系，得到的回復大多是天亮問問什么情況。

到了漁政管理辦公室，她見到了還穿著雨靴雨褲的李成以及船上的其余4名船員。匆忙之下漁政在問了幾個無關痛癢的問題后便開始提到讓陳雪準備好錢明天上班后交罰款，此外便讓她回家。回到家的陳雪在沙發上坐了整整半夜，思緒混亂的她想不明白怎么一起偷捕的有那么多人，就她家李成被抓著了。抓著了是不是只交罰款就沒事了，他們怎么這么倒霉………帶著種種混沌心緒，陳雪第二天一早便蹲在了漁政管理辦公室的門口。通過一上午的折騰，好在李成出來了，處罰結果是上交5萬元罰款，沒收漁船上所有捕撈海貨，并且禁止未來三年的撈海菜滸苔抓鬮機會。

這不是李成第一次偷捕被抓了，前兩年也有一次，在以下海捕撈為生的當地，只有出海才有收入來源，但是從2018年起，休漁期的延長對于沒有任何其它收入的漁民來說如坐針氈，所有漁民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不出海，我們吃什么？

在闖海耕海、以海為生的瑯琊鎮，任何產業都與海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海的富饒讓這個濱海漁鎮變得熱鬧。休漁期一到，沒有其他技能的漁民只能選擇在家歇著，做些力所能及的周邊工作。打零工、去工廠打工的機會也輪不到他們，沒有年輕人的體力，也沒有年輕人的年紀，對方一看他們這般大歲數便擺擺手，更何況還是短期打工。

坐吃老本是大多漁民的常態，在青島這片海域，每年要接近4月才能出海作業，到11月又因天氣原因陸續收船，這樣算起來，淺水域小型漁船每年作業時間只有三個月，春天還沒有捕撈到魚就又要休漁回家了，而這三個月出海所賺取的收入需要平衡整個家庭一年的收支，暫別賴以生存的大海，離船上岸的大多數漁民們有些騎虎難下。

李成一家也不想偷捕。“這事就是在賭博”、“運氣好偷一趟上來還能換點生活費”。在李成偷捕出海的日子里，陳雪干什么都提不起勁，晚上也不敢睡，但還是收到了他被抓的消息。過生活需要錢，船員工資、燃油加冰需要錢、孩子上學需要錢，更別提他的女兒和兒子都在上大學，九月一開學兩萬多的學費更添困難。

這次的罰款讓李成不得不“安分”了起來，在家閑不住的他每天都會在碼頭上縫縫漁網、收拾漁具。休漁期對漁民來說，最主要的任務便是將漁船送到船廠去進行塢修，根據每條漁船的馬力大小與船長，費用也并非完全相同，大概在1萬到4萬不等。

為了節省休漁期的花費，李成選擇了自己休整。船上常用的四名船工早已回家，只剩下他一個“光桿司令”。幽暗的機艙里彌漫著濃重的油煙味兒，刷油漆、緊螺絲、修理發動機、密接船體縫隙，李成滿身油污的忙了一天又一天，看著周圍的人還有在繼續偷捕的，李成心里羨慕的直癢癢，但他今年不敢了，不光是因為被罰了5萬塊錢，還有為此賠上的未來三年打撈滸苔的抓鬮機會。

對瑯琊鎮的漁民們來說，出海捕魚是冒著風險賺來的血汗錢，打撈滸苔海菜可是穩賺不賠的買賣。每年夏天，在以旅游觀光為盛的濱海城市，滸苔淹沒了青島處處沙灘海岸，變白腐爛的滸苔攀附在礁石散發刺鼻的臭味，嚴重污染了海域生態與水質，干擾正常的海上旅游項目。為此青島政府組織出動大量漁船，以官方補貼的形式組織打撈滸苔，這對于在休漁期分文無收的漁民來說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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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機會也不是人人都有份的。打撈滸苔需要滿足規定的報名資格，捕撈漁船需要漁業船舶證書載明主機總功率在99千瓦以上，而在上一年因違反打撈工作紀律被取消打撈資格的船只，三年內不得參與打撈滸苔。報名結束后，當地海洋與漁業局調度指揮組對滿足資格的漁船進行篩選，根據漁船馬力大小與滸苔總量分批分階段進行公開抓鬮以確定打撈名額，每批400多條漁船里，只有抽到前30號的船才能去打撈滸苔海菜。憑借撈滸苔海菜得到的政府補貼大約能占年收入的20%，這筆錢少說也能有10多萬。

2018年，因滸苔捕撈量過重，致使兩條漁船嚴重超載覆海，后海洋與漁業局對船長不到21米的漁船取消了報名資格。在李成看來，他沒有這個運氣，抓了幾年都沒有輪到過他，這下子直接斷了他未來三年的念想了。但他沒曾想，兩年之后他竟然碰上了“天上掉餡餅”的好事。

2021年4月27日，在青島港以南75公里外的海域，一艘利比里亞籍裝有100萬桶瀝青混合物的油輪與一艘雜貨船碰撞，致使大量燃油流入大海。事故發生后，山東海事局緊急調配專業清污船與漁船參與清理行動，而參與行動的漁船選擇方式仍為抓鬮。

李成本來沒報太大希望，他覺得這種事情一向與自己無關，自從2018年偷捕被抓以后，青島海域對于休漁期違禁出海的管轄更為嚴格，他也只能在家休整自己的漁船，寄希望于秋天能收獲好一點。

這次的抓鬮用李成的話說是“積了福報”，他抓到了13號，成為整個村里第一批出海撈油的漁船，而這一個月的撈油雖然又臟又苦，整整40多天不能上岸回家，但是李成樂得合不攏嘴，他打算用這次補貼來還自己的房貸，不至于在不出海的日子里每個月為房貸發愁。

在他看來，這是給一直還在堅守捕撈的漁民的紅利，他說；“雖然知道以后很難再有這樣的機會了，但這也讓我們這些漁民有了一點欣慰，還能再熬個幾年，說不定就熬到了，主要是看運氣，賭嘛。”

漁民在打撈泄漏的燃油/受訪者供圖

漂海打漁三分命，疾風暴雨一分命。作為漁民，看大海“臉色”應時而動是本能常識，大海如果能夠在這個季節給予一抹祥和平靜的微笑，漁民便能魚兒滿倉，提前過個好年。但大海在漁船浮起船體的同時也能將它們撕得粉碎，讓它們葬身深淵。當它滿臉怒容、大浪滔滔、恣意咆哮的時候，漁民不要說捕不到魚生活無著落了，連命可能都難保。

2022年1月11號，以李成、李冰、李本武和肖永航等為主的北桃園村漁民在瑯琊鎮水產辦公室與工作人員發生了激烈爭執，起因是瑯琊鎮水產辦公室向上級水產局遞交了一封函，要求對在風浪天氣違反規定出海的北桃園村漁船進行處罰。在爭吵中，李本武問：“不讓出海我們不用活了？”情急之下辦公室王主任則脫口說，你們活不活跟我們沒有關。

海上的風向誰能說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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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臨、寒風冷冽，李本武的漁船駛離了碼頭，和北桃園村中的許多人一樣，李本武的這條中型木船，是他一家所有的經濟來源。近年來，由于休漁期的延長、海貨的減少，雖然冬季不是最佳的出海季節，但他還是愿意碰碰運氣。為了節約成本，本應六個人左右完成的出海捕撈作業被他縮減成了三個人。

事實上，以往北桃園村的漁民與鎮水產辦公室并無多大矛盾，偏偏2021年接連發生了多起海上安全事故，10月份更有漁船全船覆海致使5人身亡。12月，山東省印發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海上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對風浪天氣出海作業做出命令規定，但本是為了漁民安全出發的政策卻引發了漁民的集體不滿。

文件第六條規定，要充分發揮監管平臺作用。李本武說實際上就是給每家漁船安裝北斗進行定位實時監控，如果擅自不開北斗則要進行10萬至20萬不等的罰款，這相當于榨空了普通家庭奮斗了半生的積蓄。

文件第二條規定，要建立船舶包保責任制。在瑯琊鎮的落實情況則是在漁民出海未歸港期間，所屬村委書記要“暫扣”在鎮政府進行談話、寫保證書，直至漁船返港。

文件第八條規定，要加大懲戒力度。這種懲戒在瑯琊鎮不是單單罰款了事，對于未按時返港的漁船會被拉進黑名單，黑名單的作用并非針對于漁船船主本人，而是直接牽涉其子女的入黨考公等問題，堪稱“現代連坐”，這種懲罰措施對于希望子女走出漁村的漁民來說，震懾力再強不過了。

此次糾紛事件的核心沖突則與規定中的第五條——強化預警有關。12月28日下午，李本武、李成、肖永航等人通過手機自行搜索海洋氣象臺預警，發現28號已經解除了風浪預警，便于當天晚上進行出海作業。但在當日晚，當地水產辦公室發布大風黃色預警要求29日早9點，所有船員必須返港。李成在花費8小時路程到達作業海域之后，一網未捕便立即回程。此時的風浪預警為黃海北部8到9級，而李成他們的出海作業區域為黃海中部，兩地間隔實屬遙遠。自12月份，此類事件已經在一個月內重復上演了多次。

當天出海當天召回，李本武說，他們已經賠錢賠怕了。出海一趟3天總共能收入近2萬元左右，可僅來回跑路的油費就得花費近萬，再加上10噸冰2000元，這還沒算伙計的工資錢……現在的船員都已經按日雇傭，由于本地出海人員的減少，人工更是一天一個價格，正常大副的工資是一天700到900元不等。除去這種顯性費用外，漁網的隱性消耗更是一筆未知數。

對于像北桃園村的中小型木殼漁船來說，根據不同的季節時間，需要使用不同的網具類型，每艘漁船大概每年會備置10多條網具，而每條成品漁網的價格在六千至七千元左右。出一次海，運氣好的話漁網使用沒有損毀，而運氣不好的話漁網可能會完全撕裂需要沿岸修補，修補技術工人的費用則是每天四百至五百元，可以說，每出一次海，漁民的成本費用非常昂貴。

這種籠統海域的大風預警在李本武看來本身就是鎮政府的懶政，一刀切，他們怕出任何風險丟掉自己的烏紗帽，所以不考慮漁民出海的成本，在政策最開始實施的時候，李本武的妻子連同北桃園村其它幾位船長的妻子一起來過瑯琊鎮水產辦公室，告知了漁民的出海情況。

他們說，漁民比誰都更在乎自己的安全，畢竟是全家人的生活支柱，但當天出海當天召回對漁民來說無疑損失慘重。工作人員給出的答復是，上頭下的命令，我們只負責通知。事不過三，沒有執法權的鎮水產辦在1月份向上級水產局遞交了一封函建議對北桃園部分漁船進行處罰。李本武他們不理解，出海當天明明未有風浪預警，且在鎮政府要求9點回港之前的凌晨5點已在碼頭站錨，為何還會判他們違規，并將他們拉入黑名單。在爭執中，水產辦王主任卻說，他們早已在黑名單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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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艱難：靠海真的只能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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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在清理風干的海星/作者攝

當漁民有什么好的

北桃園村漁民李和釗的態度就有些決絕，他說，“現在我的信念就是下一輩的孩子，哪怕窮死也不讓他去出海。”漁民不讓自己的后代繼續從事捕撈，說到底，就是從心理上否認漁民身份。

問及出海的工作內容，他的介紹也很簡短，下網、撿魚、冰魚、下倉、卸貨，他認為出海并沒有什么技術含量，年輕人干這個也學不到東西，但他卻忘了在常年的勞作中，有關捕魚的一切早已內化于心，近乎成為了一種本能。

一個被船長雇傭的新手初次上船只能打打下手，要想真正學會捕魚技術，至少也得幾年時間。單一個下網，就需要運用很多技能，比如捕撈下網的收網的時間是由海水漲潮和落潮的水流所決定的，且網口的朝向都有講究。這是千百年的傳承，是漁民認識自然、利用自然得出的經驗與智慧。但在工業化、城市化浪潮的沖擊下，漁民面對自身，時常陷入迷茫和懷疑的情緒。

“魚兒捕的不滿筐，又是東方太陽紅，爺爺留下這破漁船，小心再靠它過一冬。”這是漁光曲里的唱詞，雖是反映舊社會里漁民的生活境遇，但放到今天依舊有著現實意義。捕魚辛苦又危險，在面對捕魚回報越來越低時，那些對于職業的不認同、不理解便會油然而生。

“漁民？電視上都在講農民，什么時候講過漁民哦。”漁民肖鵬調侃自己，認為社會整體對于漁民的關注度并不高，雖然漁民收入比農民高，但整體還是一個苦累行業。

海洋漁業不像農業在全國分布廣泛，在我國，海洋漁民仍是一個比較特殊、人數較少的群體，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難直接接觸到漁民群體，有的也只是在海鮮市場和魚販打過交道。

美國社會學家布勞和鄧肯曾提出，一份職業的社會地位越高，越能見到子承父業的情況。相反，社會等地位越低，越難見到子承父業。

現在，已經很少再能聽到世代捕魚這樣的故事了，漁民家庭幾乎都在鼓勵子女讀書，鼓勵子女走出漁村。

從現實來看，城市化的迅猛發展也為年一輩提供了更穩定舒適的就業環境、更豐富多元的就業機會，漁民子女的就業觀念也悄然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漁民子女選擇從漁村出走。

肖常磊的父親有著自己的漁船，肖常磊從職業學校畢業之后，在青鋼工廠打過工，在面包店當過學徒，在家居店當過售貨員，雖文化不高，一直都是給別人打工，但無論從事何種工作，他從未想過下海。

下海，意味著到海上的風口浪尖工作，除了苦累外，幾乎就是與世隔絕，這里沒有外賣，沒有游戲，彼此之間的交流也不多，除了睡覺外只能對著大海發呆，這對于習慣了現代化、便利化的年輕人來說是不可想象的。

而當年紀增長，顧慮就更多了。父母病了不能照顧，家里的大小事務不能幫妻子分擔，孩子的快樂和憂愁也無法感知。為了家，為了生活，只能在大海上辛勤耕作，但等待你的可能不是夢想，而是各種問題、各種危險和各種負擔。

四面是海，頭頂是天，長期在海上漂泊，又會遇到各種危險，人自然渴望穩定，但“前進無門，后退無路”，這樣的尷尬境地，的確會讓漁民感到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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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山識鳥音，近水知魚性”，捕了幾十年魚，看一眼海便知道潮水什么時候來，什么時候走，所有的工作經驗和技能，都是從海上習得的，也只能用在海上，離開了海，一切就得從零開始。

離開了海一切歸零

如今從事傳統捕撈的基本都是4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了，他們受限于時代，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低文化群體，就業機會少，常年從事海洋捕撈的他們缺乏其它技能，當脫離傳統捕撈漁業參與社會競爭時，競爭力又顯得十分薄弱，他們還能從零開始嗎？

在職業選擇上，他們的選擇往往少之又少，即使去往工廠企業打工，又會因年齡過大、經驗不足、缺乏技術等原因被拒之門外，不少工廠企業甚至明確表示不招收45歲以上的工人。當了一輩子漁民，不當漁民究竟能干什么，很多人沒有答案，只能抱著一種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態。

出海20多年，由于長時間作息不規律，李和濱的胃總是不舒服，正在家中休養打點滴。1985年他從東北來到青島，那年才13歲，念了幾年書后初中畢業了，他開始跟別人下海，他說這是他沒有選擇的選擇，因為沒有別的活可干。

2004年李和濱選擇自己養船，本是滿心歡喜，但他很快發現當船長需要關心的事情變得多了，人工、保險、油價等費用不斷上漲，自己的財富增長速度完全跟不上費用的增長速度，再加上船體老舊，2015年他停止養船，轉而繼續給別的船打工。由于長期受暈船困擾，他特別向往岸上的工作，李和濱的妻子介紹，“每次出海回來一歇他就不愿意去了，這么多年都是將就著干。”

李和濱在家中打點滴/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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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濱所在的北桃園漁村距離董家口火車站較近，上岸后他去到董家口火車站工作，但這份工作也并不輕松，李和濱介紹他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和火車皮、煤打交道，順便打掃打掃衛生，“回來之后只有牙白，連眼都是黑的。”回憶起當年自己的樣子，他哈哈大笑起來。

好景不長，在董家口干了沒兩個月，李和濱就被辭退了，他至今沒搞清楚為什么。那時他剛過實習期，他說：“人家說你辦個自動離職吧，要是辭退你還得扣你一部分錢，自動離職也不扣你工錢。”

李和濱的船員證/作者攝

生活還要繼續，李和濱只能重新出發。

2021年8月，李和濱拿到了新的船員證，再次投入大海的懷抱，或許這些年里他骨子里還是向往著大海的廣博和包容。在海上工作久了，自由慣了，生活和工作習慣很難改變，對于他來說打工雖然門檻不高，但就是干不長久，被辭退了也不再追究。

上班就意味著朝九晚五，意味著幾點上班幾點下班，這就是一種約束。兜兜轉轉，最終只能回到船上。捕魚雖然臟、累、苦，還有一定的安全風險，但好在工作時間集中，一次出海最長時間不會超過10天，靠岸的日子就是自由的，回到村子里還有時間在炕上坐下來和朋友們嘮嘮嗑、喝喝茶。雖然嘴上說著當漁民很累，但岸上生活受挫時，心里還是會為大海留一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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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就是“上了賊船”

討海吃的人，誰沒見識過海的陰冷暴虐？但又有誰沒有領略過它的富饒美麗？苦樂參半的捕魚人生中，漁民們或許都是矛盾的，李和釗將下海的這種矛盾心理比喻為“上了賊船”。

他解釋，“一是因為上了船，周圍都是海也走不了了。二是這么多年，工作和經驗都是下海，哪怕上了岸也束手無策，所有工作都不會。

學習新的勞動技能也不是一年半載就能學會的，家里的開支誰來負擔？風險太大了，耗不起啊。所以上了賊船用在下海人的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當船成為了唯一的謀生工具時，漁民又因缺少科學文化知識，學習能力不足，就業渠道狹窄，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只能繼續向海討生活。漁民與大海、傳統漁業，早已產生宿命般的聯結，靠山吃山，靠海還得吃海。

李和釗的女兒還有幾個月就要高考了。幾年前，為了提前為女兒的高考做準備，能多些時間在家照顧女兒，李和釗早早就不下海了。

海上氣候條件復雜多變，七級風以上禁止出海作業，適合出海的天氣變得越來越少，與其每天擔驚受怕的，李和釗想著索性就放棄吧。和同村的李和濱不同，李和釗并不打算再回去了，而是打算另謀出路，他說他討厭出海，“沒有結婚之前，是無牽無掛毫不在乎，但結婚之后，心里的牽掛太多了。”

他也不愿意去從事體力工作，他心里的賬算的很清楚，“體力工作能掙多少錢呢，就拿搞建筑來說，我們不是工匠，他們會的多，一天300，我們什么都不會，一天也就150-170元，而出海一天至少也500元，這個差距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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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型的路子上，可以說是四處碰壁。時代和環境在變，李和釗也在“摸著石頭過海”。幾經探索，李和釗找到了自己的路子，因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從朋友那里接觸到了冷庫，跟著別人曬魚、冰魚，雖沒有捕魚掙錢多，但好在時間不受限制，收入也比從事體力工作要掙的多，兩人一拍即合，李和釗決定跟著別人干冷庫了。

后來他才知道這也算順應了政府轉型、提升漁業產業現代化水平的趨勢，在積極發展水產品初加工、冷鏈物流建設的背景下，李和釗想抓住機遇，承接鮮活、冷凍、預制、干制等水產品加工需求，等到時機成熟再著手準備自己單干。

李和釗挺羨慕龍灣附近的村子，那里已經發展成為了鎮上的漁業轉型示范村了，不用出海，僅靠發展休閑漁業，開辦海洋民宿、搞搞漁家樂就能過好日子。但李和釗明白要想轉型為旅游示范村，地理位置實在太重要了。龍灣靠近沙灘和瑯琊臺風景區的地理優勢不可多得。他所在的漁村北桃園不僅不具備這樣的優勢，近年來，漁民還只剩下8個了，這也導致村里的漁村文化越來越淡。

李和釗在家中/作者攝

使從事與捕撈最相近的養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現階段，政府為保護海洋資源，嚴格控制海洋捕撈的強度，鼓勵養殖業的發展，但在李和釗看來，干養殖得有一顆強大的心臟。

網箱養殖這種設施型漁業投入門檻比較高，最開始的投入就在上百萬，這無形之中就把他們這樣的小散戶擋在了門外，只有大公司才能玩得起。

魚苗魚食等各方面也要投入花費，但出魚前一切都是未知的，只有出魚了才會掙回來。養殖業抵御風險的能力又非常弱，一旦遇上大風或者意外，例如常見的寒潮，一夜之間活魚可能就會變死魚，前期所有的心血和積蓄，都會付諸東流，李和釗對于養殖的前景并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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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繼：明天的航向該往哪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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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進/作者攝

15萬買個出路

瑯琊鎮的漁港是24小時不停歇的，只要有漁船靠岸，就永遠人聲鼎沸、燈火通明。去陳家貢碼頭也好、臺西碼頭也罷，都要戴好口罩，不是因為疫情，而為因為濃重的海腥味。這里是很多人謀生的地方，外地務工、搬運工，甚至是賣菜賣米面的……整個漁鎮的產業都需要漁業帶動、漁民消費。每一次的漁船靠岸，漁民妻子、魚販都早早守候在了碼頭，在這些人的臉上，可以看出,盡管下海生活不易，但他們儼然已經習慣了與大海的相互依靠。

和李成一樣，胡進也有一艘197馬力的木殼船，他是瑯琊鎮胡家村人，今年54歲，世輩都是漁民的他從小就跟在父親身后上船，初中沒畢業便跟三四個人合伙出去打漁，當時每條船也就10多個馬力，到了90年代每年能賺個兩萬多塊錢。2002年，胡進的第二個女兒出生了，家庭的壓力讓胡進決定單干。

2007年，胡進用自己的一些積蓄加親戚借錢、銀行貸款，花費三萬五千元從他人手中購買了一份8.8千瓦、12馬力的漁業捕撈許可證，后又花費四十多萬元造了現在這條木殼船，這一條船一晃就是十多年。但是這些年漁業資源的減少、用工荒的稀缺、政策的轉變都讓胡進有些力不從心，他說，“打漁不和以前一樣單純了。”

十多年過去了，掙得錢多了，成本也高了。從油價一桶200塊漲到了1000多塊，人工一個月100多塊漲到了一天700甚至是900塊。

“都以為、漁民只要出海就能掙錢，實際上不是這么回事啊，要不是有早些年的燃油補貼，我掙得還不如個外地打工的。”胡進認為自己這個船長當的并不體面。

這幾年海里資源并不好，整個胡家村去年能有收益的沒有幾條船。胡進說自己之所以還在堅持，就是看中了漁船燃油補貼政策，身邊大概40%的漁民都是靠燃油油補熬過來的。

燃油成本占據了漁民出海成本的30%到60%不等。為了緩解漁民出海生產成本過高的問題，2006年，中國漁業燃油補貼開始實施，以此維護漁民利益。

據2009年《中國漁業年鑒》，2008年上半年，國內柴油價格突破7000元/噸，油價漲幅達22.5%，部分重點捕撈海域虧損漁船占比近30%。為減輕漁民負擔，中央財政加大了漁業燃油補貼力度，增幅達133%。2009年，財政部農業部印發《漁業成品油價格補助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對漁船補貼內容做出明確規范。至此，漁業燃油補貼成為保障漁民生活的一項重要支漁惠漁政策。

燃油補貼標準主要是按照漁船所報漁業捕撈許可證馬力大小和船長進行發放，馬力大的漁船一年可能獲得數十萬補助，馬力小的漁船獲得的補貼相對于支出而言杯水車薪。胡進記得2012年左右是補貼力度最大的時候，他的漁船按照許可證上的標準能到手三萬多，這對看天出海的他們來說是一大救濟。

但這項支漁惠漁政策很快也引發了新問題。燃油補貼在國際社會上被認為是刺激漁船產能擴張、加速海洋資源衰竭的破壞性支出。

2001年11月, 世界貿易組織會議提出，“漁船柴油補貼的實施一定程度上與生態環境的破壞有關”,建議各國考慮縮減甚至取消相應補貼。與此同時，2015年，中國財政部和農業部發布通知，稱燃油補貼致使漁業資源依賴性嚴重，開始減少漁業補貼。

2015年山東省燃油補貼發放標準比2014年降低30%左右，2016-2019年度，捕撈漁船的燃油補貼標準，分別在上一年度的基礎上逐年遞減約18%。此項政策的直接結果是，2012年拿到三萬多燃油補貼的胡進在2019年只領到了九千元出頭，而這還不如船員半個月的工資。

油補的補貼力度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漁民壓力，但卻加速了漁業資源的枯竭。昔日“出海去撒網、歸來魚滿艙”的情景幾乎成為了漁民的回憶。胡進說，在2014年左右，大黃魚一拉一網，多的根本不值錢，滿艙的魚讓人出起海來來渾身是勁，但現在的野生大黃魚瀕臨滅絕，然而漁船捕撈技術的日益先進與漁業資源的矛盾還在繼續，像胡進這種傳統的木殼漁船，拉貨少，時間短，有能力的漁民早已經轉向了玻璃鋼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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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報廢船處理行不通，胡進打算個人轉賣。他先是在同村人中宣傳了他要賣船的消息，之后又和這些年一起養船的伙計們說起了這個消息，讓他們有合適的就來聯系他。然而不知道是不是春天出海時間太短的緣故，前兩個月壓根沒有人聯系他。

6月份的時候，胡進按捺不住了。他知道想要造船的漁民一般都會選在休漁期，所以他專門拿了一條中華香煙、一箱好酒找到了船廠和碼頭老板，希望借助他們的人脈幫他多留意，但是老板們卻都勸胡進再堅持堅持，現在賣船不劃算。先不說現在年輕人沒有想繼續下海的了，中年一輩的漁民要么自己有船，要么跟著船老大干，但凡有點想法的，也想要個新船，何必花這個錢去買個十幾年的老化船，更何況國家都不支持建造木殼船。

胡進有些不抱期望了。秋季一開海，他閑置了自己的船，決定跟著李冰干。在胡進看來，跟著自己同村的船老大下海有些不自在，“以前都是一塊商量著來的，現在讓我聽他的，還是有點抹不開面”“跟著別人干，不用操心，只用費力就行了。”以往每次上岸嗓子都會喊啞的他語調里現在滿是輕松。

胡進與妻子石蘭娟商量再三，從2021年3月份開始決定賣船了。“之前一直不舍得，畢竟養了這么多年的船了，2014年左右算是黃金時期了，能掙到20萬元，之后捕魚量是一年不如一年。2018年除去油補純利潤才10多萬元，再干下去也沒多少意思了。”在胡進看來，這個時候賣船算是及時止損。胡進想的是，新年一過正好適逢春季出海，買船的一定少不了，但事與愿違，他的船從3月賣到了12月，從春天賣到了冬天，才算出了手。

賣船沒有胡進想的那么輕松。在減產轉型的背景下，2016年，山東省財政廳、海洋與漁業廳出臺《關于海洋捕撈業減產能的意見》，之后對木殼漁船的建造管控力度逐步加大，支持建造玻璃鋼漁船。對于船齡較大的木殼船，可以上交國家作為報廢船處理，按照1千瓦5千元的標準發放。胡進的捕撈證書為8.8千瓦功率，這意味著他的漁船至多能換得4.4萬元，這僅相當于當初造船成本價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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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港里停靠的大批木殼漁船/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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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于1月份，有人聯系胡進了。對方是積米崖碼頭的收貨船，看好了胡進手中的漁業捕撈許可證，并不是他的船。在當地，捕撈許可證比漁船更搶手，憑借手中8.8千瓦的許可證，胡進最終賣了15萬。

一直停擺在碼頭邊上的紅旗木船，最終成了朝歷史深處漸行漸遠的舟楫車輿，逐漸和現代化作業方式脫了節。“15萬買了我的出路。”胡進重復說著這句話，而當被問到以后賣船的人是不是會更多時，一向笑呵呵的他突然低下了頭，反問道：“這也是一個問號，是不？”

怎樣都是一種生活方式

如果說傳統木殼漁船的船長在年邁后可以把船轉賣了，那么普通的船員呢？

事實上在所有的漁民當中，普通船員才是大多數的。據不完全統計，瑯琊鎮船長和船員的比例大概在7：1，但目前許多減產轉型政策的直接受惠者均為持有漁業捕撈許可證的船長，普通船員該何去何從？

冬天的早晨有些輕寒。早上6點，石家村的石梁便會開始推著清運車逐戶上門回收村民擺在大門口的生活垃圾，這是他一天工作的開始。

石梁今年63歲。2018年，他因為胃病做了一次大手術，醫生建議他盡量避免從事體力勞動，下了半輩子海的他決定離船上岸了。上岸后他在附近的村子里做過一些零活，唯一的女兒早已結婚，掙得錢也夠他和妻子日常開銷了。2020年村里招衛生檢查員，石梁不知道這是做什么的，但卻報了名。

每天早上7：00-9:00、下午3:00-5:00為石梁的工作時間，和他同時工作的還有同村的另外兩名婦女，三人各管村東、村中和村西三個垃圾桶站點。一開始，石梁說他根本不懂垃圾分類，在他看來，農村里的垃圾有什么好分類的，更別提身穿分類服裝、手拿分類工具去指導前來投放垃圾的村民了。因此一開始石梁就站在垃圾桶旁，看有沒有人把垃圾扔進垃圾桶里就完事了，但石梁沒想到，這份工作還需要每天在群里拍照打卡、定期到鎮上開會學習、網上進行課程學習。

“我就是一個下海的，以前哪明白這些事啊。”石梁頗為苦惱的說。但石梁好學，還有一手好字，他當年考上了高中卻因為家里窮沒去上。年輕的時候他在船上的唯一娛樂方式是寫日記，他說自己當年最想當的是一名語文老師。

為此，石梁認真學起了垃圾分類，還自己在村里的公告欄上寫上了垃圾分類的知識點。石梁說：“大多數人來倒垃圾的時候，并不清楚如何垃圾分類，我就給他們講教他們怎么分，講的次數多了，大家自然而然也就記住了”。不知不覺中，村民們也由最開始的隨意投放到有了分類意識，倒了垃圾后還不忘和石梁說聲謝謝，石梁說他感覺心里很暖。

后來，鎮里實行垃圾桶集中管理，每家每戶只需要把垃圾放在門口的垃圾桶便會有檢查員上門收取。這方便了村民，卻增加了石梁的工作負擔。垃圾分類中最讓他頭疼的就是廚余垃圾桶，按照四分類要求，垃圾不能混投。每次遇到廚余垃圾，他都需要解開塑料袋細細檢查，將被村民混扔其中的非廚余垃圾用長夾子撿出來分類，其中有一些比較“顯眼”的“亂入者”，比如污染的廢紙殼、腐爛的塑料袋等，這些垃圾的挑選占用了大部分時間，石梁的工作時間也不固定了起來，但在石梁看來，他的這份工作已經很好了，不用再像以前一樣到處找零活干了，也不用擔心老板嫌棄自己年紀大不肯用，這已經比很多同齡人要好的多，他對此很知足。

“怎么樣不都是一種生活方式嗎？年輕的時候選擇冒著風險出海打漁，那是為了家庭為了生計不得已的辦法，現在年紀大了，下海也不景氣，干的人越來越少，加上孩子都成家立業，沒有后顧之憂了，便不需要靠下海養活了，沒病沒災的，有口飯吃就行啦。”石梁額頭上綴滿汗珠，他邊清掃桶邊垃圾邊說到。

而說起從前的下海日子，石梁顯得有些懷念，如今的他沒事的時候還會到碼頭溜達溜達，看看以前干過的木船，石梁說：“也不知道還能再看幾年嘍。”在胡進、石梁這一批瑯琊鎮漁民看來，他們儼然已是最后一代漁民了。離開大海，出路在哪兒，漁民們很矛盾。他們想堅持，卻看不到海洋的未來；他們想改變，卻難以找到突破口。他們心中無法對自我身份形成認同，甚至一直希望逃離。

李和釗十分在意女兒的學習，就是想讓她找一份穩定的工作，踏踏實實的，將來能過上不錯的生活，不要困在這個小小的漁村。李成也說過，他的孩子以后干啥都行就是不能來下海，因為太遭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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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他們自己，當地漁民默認為現狀的改變需要的是政策的引領和官方明確承認的合法性保障。他們說，自己最大的盼望就是政府能夠真正的扶持漁村和海島，而不只是口頭說說、上頭指示。一是希望能夠為漁民健全養老金；二是希望政府如果要減產轉型，真正的有效措施應該是在交出漁船之后，憑借船員證在貸款上支持一下，例如轉型之后去做養殖，貸款的利息能稍微放低一點，這對漁民來說才切合實際。

在祭海中尋求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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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海龍王能保佑這一年一帆風順、平安滿艙”。

2022年2月13日也是農歷正月十三，李成和北桃園村的很多漁民一起在臺西頭村的祭海儀式上對“龍王”鄭重虔誠的磕頭許了這個愿望，這是瑯琊鎮的第58屆祭海儀式，也是因為疫情停止兩年后的儀式重新開啟。

“祭海”也稱祭“海龍王”，作為一個漁業重鎮，瑯琊鎮目前也有上千年的歷史傳承。千百年的耕海牧漁，流傳著美麗動人的海洋神話，傳承著神秘隆重的祭海儀式。

瑯琊鎮祭海儀式現場/作者攝

龍自古以來就是是中華民族的吉祥圖騰，也是漁民心目中能夠呼風喚雨、縱橫天下，有著非凡力量的河海之君，掌管著漁民的生產生活和旦夕禍福。在古代，航海技術落后，出海風險巨大，“無風三尺浪，有風浪滔天”的巨大風險迫使漁民往往結伴出行，甚至集群出海。他們渴望在漂泊的大海中獲得海神的保佑，在共同心愿的驅動下，漁民們自發組織起來，一同舉行神圣的祭海儀式，向海神祈福。

祭海儀式過后，漁民們尚不忙著出海，邊進行修船、添置漁具等準備工作，邊靜候魚汛，等到天氣漸暖，才會撒下第一網。

漁民在海里出生入死，篤信龍王庇佑，數百年來，這份信仰融入了漁民的日常。人海相諧，是他們不懈的追求；風調雨順，是他們殷切的期盼。在現代化席卷一切的潮流中，在層狀的過去之上，這個又粘壓上許多歲月痕跡的小小漁鎮不僅往日的沉枳清晰可辨，還形成了一條超越時間的豐富脈絡，漁村的未來在沉積和疊加中不斷搖擺。祭海儀式的傳承見證著這個耕海牧漁的瑯琊小鎮的存在興盛，更作為一種信仰承載了漁民的精神，他們在祭海中尋找希望、走向新生。

歲月流轉，如今的祭海儀式已成為青島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雖呈現出許多現代娛樂化色彩，但依然不變的是漁民們對大海最真實的敬畏與感恩。

雖然當地從事捕撈行業的漁民日益減少，但祭海廣場卻仍然被圍的水泄不通。按照慣例，早上8點，附近漁村的漁民們便早早等候在了臺西頭村的祭海廣場，也有不少游客和攝影發燒友，除了看熱鬧、搞創作，大家也是為了沾沾靈氣。

祭海儀式雖然簡單，卻古老而又虔誠。一大早，由臺西村中的幾位漁民捐贈的餑餑、豬頭、大魚、家雞、蘋果和糖塊等供品便擺滿了祭臺。9點一到，伴隨著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祭海儀式拉開序幕。漁民們一邊上香一邊祭拜，祈禱海龍王保佑來年風平浪靜、魚蝦滿倉、人船平安。之后便開始了歌舞器樂表演，悠揚婉轉的旋律既表達了漁民對大海的崇敬之心、感恩之情，也寄寓著對平安順遂的祈禱、對海貨滿倉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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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臺/作者攝

未來尚且是不確定的，漁民們也是茫然的，每年的祭海還會讓他們多一份踏實感，似乎在龍王的保佑祈福下，海洋能一直富饒祥和。但生態越來越惡化、漁業資源越來越匱乏仍是繞不過去的坎兒，部分漁民只能選擇“上岸”，但仍有人不愿也不敢離開。上岸，能否“喂飽家庭”？堅守，到底又能守多久？他們一邊以海為生，一邊卻對“海的未來”沒有十足信心，他們想離開又想留下，想逃離卻容易陷得更深。面對這個困境，很多漁民選擇了“得過且過”。

百舸歸港，千櫓寂靜。碼頭上錯落有致停靠在岸邊的漁船，朝陽起時看鷗鳥翔集，夕陽落時聽浪聲依舊。它們沉默不語，在靜候，靜候那個百舸競發的黎明到來。遠處，海面上還有零零星星的漁船在不斷駛向深處，但通向的目的地到底在哪，距離那一天還有多遠，仍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