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教育漫漫路
在普通人的視線之外，存在“不被看見”的盲人群體
他們少有出門，因為盲道不通
他們少有娛樂，因為平時忙著按摩營生
而這一切要從盲人教育的起點，開始追究
撰稿人/ 王露 蘇婷 王彬 王琳 曹霞 白雪
編輯/ 第六小組
封面封底圖源/ 視覺中國
“看見”
或許他們不能看見世界，但是世界理應看見他們
從盲人群體的學校教育、到社會上創業經歷、再到以盲人電影院為核心的社會教育，我們從這三個層次逐漸深入，發掘其中的個體命運故事，在這些故事中探討盲人教育的現狀、困境、未來。
在這些盲人群體中有少數幸運兒，比如成為云南第一個考上大學的盲人彭斌，也有遭受意外失明，卻成功創業開出連鎖按摩店的周興松。但更多人都只能接受盲人特殊教育，被給予極為有限的選擇。在記者了解過的昆明盲啞學校，針對盲人學生也僅有音樂、推拿理療這兩三門專業課程。
除了少數幸運兒，更多盲人的教育有限的，選擇是有限的。因此，盲人的大多數的理想，可能都是“當盲人按摩店老板”，在他們眼中擁有一家按摩店就是成功的標志。從學校教育到走向盲人按摩店，成了一種現實。
與此同時，承擔著社會教育的電影對于盲人也是遙不可及的東西。但在心燈盲人電影中，我們找到了每周六赴約“看”電影的盲人們，他們多是老年人，更是退休按摩師。電影為他們看不見的世界打開了一扇精神文化之窗，他們在這里找到了文化盲道。但更多盲人觀眾呢？可能在中國廣闊的鄉村上，甚至無法接觸盲人教育。
教育，就是解決這種死循環的起點。盡管困難重重，但我們仍看到了融合教育帶來給盲人教育進步的希望，盲人電影院朝快手、抖音線上平臺，又使電影照進了更多盲人的精神世界里。
卷首語
“看見” 盲人教育
01
09
09
盲人和常人是一樣的
教育能有多少可能性，就意味著他們的人生能有多廣闊
目錄 CONTENTS
02
文平成夫婦樂觀又正常的生活態度很難讓人察覺到他們有何特殊，只是當他們需要把手機湊到眼前，恨不能讓眼睛貼著手機屏幕時才會讓人意識到，“噢，原來是盲人啊”
噢，原來是盲人啊····························································
P03—06
彭斌說自己是幸運的，他既是90年代云南第一個考上大學的盲人，也作為老師，一步步見證了高考向盲人考生的開放，彭斌的個人經歷剛好映照了中國盲人教育的發展
融合教育：一條走了很久的路·············································
P07—10
“沒能成為另一個馬云，但我是幸運的。”王經府參加過高考，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并不是每個盲人都有這樣的機遇，高考對他們來說只是一條少有人走過的路，而他們最大的夢想是擁有一家按摩店。
盲人高考：少有人走的路··················································
P11—14
余紫權和周興松不一樣，前者先天性全盲，眼前從未有過色彩，后者看過世界，而后墜入黑暗；余紫權和周興松又一樣，皆為盲人教育的受益者。誰又可以說，余紫權不會成為下一個周興松呢？
尋找自我——盲人教育的力量·············································
P15—18
這天，吳國慶為了“看”一場電影，拄著盲杖穿越洶涌人潮。他早早從家中走出，踏上盲道，和同伴相互攙扶著，走進心燈影院
拄著盲杖穿越城市，只為127分鐘········································
P19—20
每周，帥帥都會從呈貢來到市區為盲人講電影，一部電影他要練四五遍。辛苦，但聽到觀熱忱的掌聲他又總是再次出發。他說，他有個心愿“如果聽電影可以下鄉就好了”
“如果聽電影可以下鄉就好了”·············································
P20—21
先天性視障的文平成視弱已是第36年，從事按摩行業接近10年。如今他在吳家營街道的柏枝營小區一排排的藍房子中已有一家自己的按摩店，因店面屬于居民小區改造成的商鋪，所以位置并不好找。文老板在朋友的介紹下與妻子王學艷商議后，在2020年年初接過了這家要轉手的按摩店。
“博源盲人按摩店”是文老板請朋友幫自己取的店名，只在曲靖市特殊教育學校接受過特殊職業教育的文老板一邊幫躺在按摩床上的妻子按著后背一邊笑著說：“（店名意義）應該就是說我的按摩手法博大精深，客源很多的意思吧。”在沒有客人或是一天忙完之后，文老板總會像這樣給妻子做一下按摩，文老板也總開玩笑說：“都是我給她按，她（王學艷）從沒有給我按過”。說罷，兩人便會互相打趣。
與文老板一樣，他的妻子王學艷也是先天性二級視障。與文老板略偏黃暗淡的膚色不同，1990年出生的王學艷細膩白嫩的鵝蛋臉上有著濃黑的細眉，扎低的馬尾也未藏起她烏黑的頭發一分。因她隨時都是笑著的，如果你不細看，根本無法發現兩只因笑才瞇起了縫的雙眼實際上就是睜不大的。在店里隨意走動，和顧客談笑自如交談的兩人也很難被人看出是“盲人”，只是他們在拿手機掃顧客的美團消費驗證碼時，需要把手機湊到眼前，恨不能讓眼睛貼著手機屏幕的操作才會讓人意識到，“噢，原來是盲人啊”。
文老板和妻子2007年在曲靖市特殊教育學校學習按摩時相識并相戀，在此之前，兩人都是在農村家里幫著干點農活，并未上過學。王學艷回憶，在技校的學習機會是由當地的殘聯通知并介紹的，學費和食宿費全免，由國家補貼。主要是學習按摩的穴位、認識人體部位，大量的實踐技巧還是她出校后在店里和師傅學的。
對于我國有著1700多萬人口數量的視力障礙人士來說，按摩推拿不僅是創業就業的主要渠道，也是提升生活質量的重要抓手。
而在眾多盲人之中，尤其是在盲人按摩這一行中，能像周興松這樣接受過正常教育還有機會升學，接受進一步教育的盲人并不多，現在社會上大部分的盲人技師們只接受過短期的特殊職業教育。
他們日復一日地守在幾平方米的店面里，從早晨開門營業一直到晚上客人各自離去，閑時側耳聽著路過的飛鳥與行人或是專注在手機朗讀屏幕的聲音之中，忙時便在顧客身上重復著那些他們早已牢記于心的動作。
“也不會覺得累，因為早就習慣了。”來自曲靖市馬龍區的二級視障人士文平成邊給客人做足療邊說著。
噢，
原來是盲人啊
03
?在技校學習期間，待人真誠又風趣幽默的文老板“追求”到王學艷的半年后與她成家，兩人各自在曲靖當地的按摩店上了兩年班，自己籌錢開了一家按摩店，生意全靠鄰里關照。2008年，王學艷懷孕。兩人也因為自己的先天性視障有過擔憂，到醫院做產檢的兩人，有好幾次都被醫生建議到大城市的醫院做做檢查，先排除孩子今后視力會出現問題的可能再決定是否要孩子。“現在想想，當時膽子是真的大，醫生讓做的檢查都沒做”王學艷自嘲似的笑著說，隨后又馬上舒口氣接著說：“不過，還好還好，視力都沒什么問題。”也就是在這一年，夫婦二人有了一個健康的女兒。
2016年兩人趕了“二胎”熱，生下了小兒子。王學艷介紹，在她懷孕期間，都是文老板一個人照看店里，有時候孩子生病，兩個人只能關了店帶著孩子去看病。做生意時常閉門關店，一來二去，光顧的客人也就少了。兩人也想過找個員工幫襯一下，但曲靖人口少，自己當時在技校的同學也都選擇了離家打工，加上生意不好，“存不下來錢”，兩人決定到昆明發展。
2019年，趁著女兒小學畢業的契機，王學艷把女兒交給自己視力正常的弟弟看養在老家曲靖市陸良縣，與文老板帶著年幼的小兒子來到昆明。兩人在盤龍區一家按摩店上了一年班后，有朋友介紹在呈貢有一家設備齊全的按摩店要轉手，兩人又以每年三萬元人民幣的房租和兩萬元的轉讓費接手了這家按摩店，一家人的吃住都在店里。如今，小兒子在小區附近的幼兒園上學，平時由文老板負責接送。說起孩子，總是笑顏待人的文老板和王學艷總是會皺起眉頭，略微抬頭擠出微笑說“孩子的學業輔導真的是個問題，雖然現在還是幼兒園，平時也沒什么作業，但以后也不知道要怎么辦。”
?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的意見，意見指出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作業負擔和壓減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被稱為“雙減政策”。政策出臺后，引發了社會的一片熱議。然而，被忽略最多的其實正是諸如文平成和王學艷這一類有著視覺障礙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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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艷的兒子今年5歲，有著和文老板一樣的圓臉，和王學艷一樣小巧的鼻子。夫婦二人在忙著按摩時，不上學的兒子就一直在客廳里看電視，時不時被電視上的動畫逗笑，夫婦二人聽見了便也跟著笑。“問他有沒有作業，他也都會說在學校就寫完了，倒是輕松，回來就一直看電視”王學艷說著說著便把頭歪向了左邊，隨后嘆了口氣又接著給客人按摩頭上的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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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都是二級視障，但王學艷的視力比文老板更差，所以平時王學艷都不怎么出門，都是文老板帶著孩子上下學，買東西。王學艷常說孩子不喜歡出去和小朋友，就喜歡待在家里看電視。文老板帶孩子出去，走過兩次的路，孩子就能記住。“聰明是聰明，就是不知道（孩子）上了小學以后，我們也不懂他學的東西，以后怎么樣了。”王學艷的話語中盡是無奈與對未來充滿未知的擔憂。
文平成在給妻子王學艷按摩
04
雙減政策下，孩子在家里的課余時間增多，意味著家庭對孩子的教育將承擔更加嚴峻的責任。這不僅會讓平時工作繁忙的家長頭疼，更是給像文平成和王學艷這樣沒有辦法更沒有“能力”監督孩子功課，輔導孩子學習的家長下了一道難題。??
吳家營街道地處呈貢大學城和昆明火車南站附近，而文老板按摩店所在的柏枝營小區又毗鄰云南師范大學、昆明理工大學、云南民族大學和云南大學四所高校及火車站附近的商業區——“第七街區”，因此，店里平時主要的客戶就是學校里的學生。
然而，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店剛接到手沒多久，就一直處于停業狀態。為了開辟客源，今年6月，文老板在朋友的介紹下自學了美團APP的操作與使用，緊接著就上線了包含保健按摩、足療+全身按摩、養生足療、肩頸保養、腸胃保養、刮痧、火罐等十二個店內消費項目。
據文老板介紹，自從在美團上線了店鋪以后，開始有少量要坐高鐵動車，住在附近酒店的游客通過美團找上門來做按摩。? ????
據了解，為助力盲人按摩商戶在數字經濟時代穩定創業就業，美團APP聯合中國盲人協會在2019年7月共同發起了“‘看見’數字化”盲人商戶關愛行動。該行動憑借美團為盲人按摩商戶免費提供的線上營銷產品——“盲人版商戶通”，為盲人合作商戶提供了低門檻、零成本、高效率的營銷推廣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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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開展兩年來，已幫助6919家盲人商戶實現數字化，線上訂單量共提升147%，為盲人商戶創業、就業貢獻力量。雖然文老板并未進行關愛行動中的標準化互聯網經營培訓，但也體驗到了該行動為店鋪營銷推廣的便利。
?6月正式在美團APP上線的“博源盲人按摩店”有著“5.0”的高分。據記者觀察，周末時到店的客人較多，其中晚上七點以后又是文老板和王學艷最為忙碌的時候，常有剛按完上一位顧客，馬上就接下一位顧客的情況，人流量大時他們一個人一天會接客十到二十人。不是周末，每天最少也有一兩位客人，多是附近的居民，腰或頸椎不舒服到店里找文老板做理療，用文老板的話說就是“基本的客源還是能保證的”。
文平成和妻子王學艷拿著手機交談
05
?現在，第一次到店里按摩的顧客基本都是從美團上搜索以后，找到了排名第一的“博源盲人按摩店”。店里的老顧客除了是附近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也都是通過美團來了一次以后又常來的。
即使是老顧客，文老板也會在熟客擔心美團會扣去夫婦二人一些費用，從而詢問是否需要直接掃碼轉賬付費時建議使用美團，“因為我們現在還是想走量，這樣比較能吸引到更多的顧客。”文老板和顧客解釋著。有很多次，眼前的文老板和王學艷會讓記者恍惚，“他們也和我們正常人一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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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文老板和王學艷在與記者的幾次交談中，重復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其實我們和正常人沒什么區別，就和大家都是一樣的”。
?問起自己的生活愛好時，文老板會說：“就和大家一樣嘛，也喜歡和朋友在一起聚會，玩一玩。”問起和朋友聚會干些什么時，文老板會說：“就和正常人沒什么區別嘛，大家一起出來吃個東西呀，聊聊天呀，唱唱歌呀，就和大家是一樣的。
”問起就業創業過程中有什么困難時，文老板會說：“困難這個東西肯定大家都差不多嘛，你就說最簡單的，錢呀，是不是，資金啊，就正常人開店也會有資金問題嘛，沒什么區別的，就和大家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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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起對自己孩子的教育觀念時，文老板會說：“我和他媽媽就是沒辦法接受更好的文化教育嘛，所以當然還是希望孩子以后能多讀些書，多往高的地方走，和大家一樣學些有用的知識嘛，這點上我們和正常人肯定是沒什么區別的，誰都想能有個好的教育嘛。”
誠然，幾天的相處和觀察下來，記者發現，無論是文老板還是王學艷，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工作精神乃至為人處世都與正常人無異，他們從不會標榜自己的特殊，更不會覺得自己就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在視力上不如常人的“正常人”卻逐漸要與這個急速發展變遷的社會與時代脫節。或許是我們看待他們時來回避讓的眼神，讓他們變得“特殊”；或許是我們與他們交談時的小心翼翼，使他們處于“弱勢”。但我們也應該思考，是否給予了他們能與我們平等“對視”，融入數字時代的機會。
又是否滿足了他們與我們相同的教育和生存需求，是否忽略了他們想要什么的需求？
中國盲協主席李慶忠曾在光明網的采訪中表示，“盲人群體的就業創業是他們提升生活質量和社會參與水平的最重要途徑，需要全社會的關心和支持。在數字經濟時代，讓他們融入數字經濟可以幫助他們創業和就業，希望更多的企業關心幫助殘疾人特別是盲人群體的就業創業。”?
而在就業和創業之前，盲人群體的教育問題或許也是亟須社會各界努力的方向。
文/王露
在記者的觀察中，按摩店的客源都來自于熟客或者附近小區。但盲人按摩店的按摩項目都“千篇一律”，因此難以突圍。
06
融合教育：一條走了很久的路
07
云南省圖書館經常有盲人讀書分享活動，這個活動每周舉辦一次，聚集了一批頗為忠實的讀書愛好者。來的讀者中，多數人年齡都已經超過了五十歲，在電子書大大普及的當下，這群生于60、70年代的中年人仍然保持著這種傳統的紙質書閱讀方式，而他們也伴隨著中國盲人教育的發展走過了半個世紀，彭斌就是他們其中之一，現在既是昆明市盲啞學校的教師，也是昆明市盲協主席。
1976年，7歲的彭斌進入昆明盲啞學校入讀，從此一呆便是11年。高中畢業之后，他一邊兼任昆明盲啞學校的老師，一邊學習針灸推拿，以便日后能夠有一技之長，進入社會謀生。
雖興趣不在此，但那時，一個全盲的人能自食其力，成為按摩師傅，也是很高的成就了，縱然他的興趣點并不在此，他那時最崇敬的人是盲人二胡演奏家甘柏林。直到1987年，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開辦，彭斌經過5年的努力，終于在1992年通過單招考試，考入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的音樂表演專業，一償夙愿。
1987年，經國務院批準，進行了全國第一次殘疾人抽樣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殘疾人總數約5164萬人，其中肢體殘疾約194萬人、聽力殘疾約1770萬人，智力殘疾約1017萬人，視力殘疾約755萬人，綜合殘疾約673萬人。其中發現，有相當一部分具備條件的優秀殘疾青年，因身體條件的限制得不到進入高校深造的機會。廣大殘疾人乃至全社會對創辦殘疾人高等教育的呼聲日益高漲。國家開始了對殘疾人高等教育的探索，長春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高校紛紛招收殘疾學生或開辦特殊教育專業。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是新中國第一個殘疾人高等教育學府，也是由甘柏林一手推動創辦的學府，這是彭斌多年后才知道的。
01 從推拿師傅到盲協主席
他可能是當時云南第一個考上大學的盲人
“
“我可能是云南當時第一個考上大學的盲人。”
彭斌既為自己的這段經歷感到驕傲和幸運。在90年代，如他一樣能夠接受完中等教育的盲人已是鳳毛麟角，更遑論接受高等教育讀大學。
1992年他乘坐著從昆明開往哈爾濱的火車，跨越4603公里，歷經67小時，縱貫中國的西南和東北，彭斌北上，在長春大學開始了自己的四年求學之路。大學四年的時光令他難以忘懷，他在那里學習了自己最感興趣的鍵盤樂，不用再一遍遍按著穴位圖摸索，和同學們談論的話題也變成了莫扎特和貝多芬，唯一的遺憾是，東北銀裝素裹的雪國風光，他只能在腦海里想象了。
大學畢業之后，彭斌接受分配，到母校昆明盲啞學校任教，先是教授音樂科目，后來又兼任信息技術科目的授課，所教授的學段也越來越廣，從小學、初中、中專都有。
彭斌在云南省圖書館接受采訪
08
回到昆明，一做老師就是二十幾年。彭斌教授了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大多數學生初中或者中專畢業之后，成為了盲人按摩師，極少數學生繼續他當年的道路，讀大學繼續深造，接受高等教育。在今天，能夠進入大學學習的盲人也不足千分之四。
彭斌所成長的80——90年代，偏遠地區出生的盲人很少有能夠完整接受義務教育的，而2000年以后的部分盲人都能在所在地區的特教學校接受教育，有當地戶籍的適齡兒童直接就近入讀當地的特教學校。
截至2020年，盲、聾、培智三類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入學率已達到95%以上，全國特教學校達2080所、在校生達49.2萬人……
對比彭斌所在的年代，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然而在如今，一個更明顯的問題是盲人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和能夠提供高等教育的資源之間的不匹配。
“隨著教育水平的普及，盲人都在渴望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基本的義務教育是可以滿足了，但高等教育的資源還比較少，高等的教育來說還有發展的空間。”這是彭斌對于盲人教育的擔憂。
“每年最多有10個云南盲人考生考入大學，全國有三百個左右的盲人考生考入大學。”這是彭斌成為昆明市盲人協會主席后了解到的數據。作為一名盲校的老師，彭斌坦言，是道德在驅動他教好每一堂課，盲人學生的家長們其實并不特別在乎成績，反正讀不讀大學，最后都是要成為按摩師傅的。他只能盡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圍內，去保護學生們為數不多的夢想。
彭斌所教的音樂課采用個別教學的方式，他會特別關注那些對音樂有愛好感興趣的孩子，把他們挑選出
02 高等教育還有發展空間
作為培養對象。另一門由彭斌所教的信息技術課程，則旨在教會盲人孩子們如何在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適應信息生活。
盲人學生借助語音提示來掌握電腦的操作，包括上網瀏覽，文稿的處理、通訊軟件的語音聊天等基本操作，學生畢業離校之后，基本都能學會office系列軟件的操作（表格制作、文稿處理）。
昆明盲啞學校每年招收的視障學生在50——60人左右，初中每年招收24人左右，分為兩個教學班，12個人一個班，最后升入高中的不足5人，而彭斌所教的學生當中，像他一樣就讀針灸推拿以外專業的，也就一兩個，即便進入大學，盲人所能學的專業仍然還是以針灸按摩為主，這仿佛是一條既定的道路。
在普通高考向盲人開放之前，全國可供盲人報考的本科院校只有四所，分別是長春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濱州醫學院，能報考的專業非常有限。通過單考單招進入大學，是當時唯一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
“
對于視障群體，目前存在兩種教育路徑。一種是在隔離式的特殊教育學校學習，從盲校一路念上來，之后可以選擇參加普通高考，也可以選擇單考單招；一種是在普通學校隨班就讀，和普通學生一樣參加高考，這就是所謂的“融合教育”。
只為視障人士舉辦的高考在每年4月份進行，由招收視障學生的四所高等學府——長春大學、北京聯合大學、濱州醫學院、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各自制定考試大綱，單獨組織考試。
這種模式被稱為“單考單招”，彭斌當年就是通過單招考試得以進入長春大學學習。單考單招也只是滿足了盲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需求而已，要想報考更多專業，還是必須參加普通高考。
“融合教育”不算是一個新概念，早在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門就發布了《特殊教育提升計劃(2014—2016年)》,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明確提出“全面推進全納教育”。國務院在2017年修訂的《殘疾人教育條例》中也再次確認“推進融合教育”，將融合教育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2020年國內大學針對盲人考生單招所
能報考的所有專業及學校。主要集中
在推拿專業，最終招生人數
為164名
03 融合教育要走更遠
09
也是在2014年普通高考首次向盲人開放。“融合教育的發展空間比較大，特別是到了高等教育這一階段，因為我們現在國內的高等教育的體系是比較完善的，如果我們（盲人）能夠到這些院校里去接受融合教育的話，我們可以選的專業就很多了。
“融合教育這條路走了很久，也還需要走更遠”彭斌認為融合教育是未來盲人教育的一個發展方向，也是積極推動盲人教育更向前一步發展的必經之路。?
但對于有志進入大學學習的盲人而言，單考單招和普通高考，只能二者擇其一。彭斌的學生們幾乎都選擇了單考單招。
4月份，學生參加完四所高校獨立組織的考試，成績過了分數線的盲人學生就會收到學校發來的確認函，學生確認后其狀態會變成“擬錄取”，學校會在普通高考錄取前從各省提走檔案，再想參加普通高考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些年來選擇普通高考這條路的學生極少。
一面是單考單招報考專業的有限，一面是普通高考考核知識的陌生和難以適應，兩條路怎么選都很難有個明確答案。
彭斌對盲人高考持樂觀態度，在他看來這也是一種基本人權。“從2014年，國家首次開放對盲人統一高考之后，從那個時候開始，每年都有盲人都能在6月7號、8號參考高考，也都取得不俗的成績，被一些重點院校錄取，以后的話，我覺得盲人能夠參加統一高考的會越來多，盲人能夠學到的專業能夠越來越多，越來越廣，前景是比較好的。”
回望彭斌的教育經歷，少年時期，適逢盲人教育的興起時期，作為極少數幸運兒，得以進入盲啞學校接受完中等教育；青年時期處于盲人教育從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轉折的階段，趕上了中國第一所殘疾人高等教育學府——長春大學特教學院的開辦，中間幾經等待，終于升入大學，學習了夢寐以求的音樂專業。中年時期，作為老師，親身體驗著盲人教育大踏步發展，親歷了高考向盲人開放和融合教育政策的提出。他曾經是這個教育體系中的親歷者，如今成為這個教育體系的推動者。
根據國家教育部發布的數據，截止2020年，義務教育階段在校就讀的特殊學生約有79萬人，其中以融合的形式（包括隨班就讀、普通學校里的特教班）接受教育的特殊學生約有39萬人，占比49.15%。而其中視力障礙的孩子并不算多，小學隨班就讀的人數為7547。
彭斌說融合教育能夠幫助這部分孩子拓寬知識的視野，從小樹立自己和普通人沒有差別的意識，更為重要的是消除社會對盲人孩子的隱形歧視和偏見，幫助他們適應社會。
談及未來的盲人教育，他認為也許需要更深地推進融合教育，更多為盲人學生提供和明眼人學生一起學習的機會。
“未來我們的特殊教育，主要還是應該還是放在讓這些孩子掌握一些特殊學習的技能和方法，到高中、大學，在外面和普通的明眼人在一起學習的能力，這是我們的特殊教育應該來做的一項工作。尤其是高等教育，其實完全可以適當地去和你們一起接受這種同樣的教育，可以盡快地讓他們到社會到普通的學校里去，通過一些特殊手段的輔助，讓他們坐在教室里和你們一起學習。”
打破視障學生學習的壁壘，這是整個國家和社會需要為之努力的方向。
? ? ? ?文/蘇婷
10
enterprise design
十月末，昆明的深秋也不算冷，翠湖邊的景色依舊盎然，旁邊的省圖書館里更是座無虛席，春城還是適合讀書的，只是最近的省圖書館里來了一群特殊的讀者。
10月30日下午，和彭斌老師約好了在云南省圖書館四樓的盲人閱覽室進行一場采訪，之后才知道這里正在舉行盲人讀書分享活動，也正是在這場意讀書分享活動中我們認識了王經府——云南省盲協副主席兼秘書長。
省圖書館毗鄰翠湖，下午三點翠湖的陽光剛好，省圖書館閱覽室的采光很好，窗外便能看到翠湖的熙攘人群與昆明獨有的秋景，而窗內是一群年過半百的盲人讀者，正在進行著一場特殊的閱讀。
與彭斌老師的對話很愉快，無意間拍攝下了這張圖片，圖中戴著帽子口罩的便是王經府，與周圍盲人閱讀的書籍不同的是，他拿的是一本《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文字版書籍，戴著厚重的鏡框眼鏡，整個讀書過程中近乎貼在書本上進行閱讀。
與王經府的交談也讓我們對于視障群體有了更多的了解，從社會再教育，到視障群體高考的現狀，甚至包括盲人群體的互聯網觸網教育，我們都有了新的了解與認知。
“我是昆明人，土生土長的昆明人。”一口濃重的昆明話，瞬間拉近了采訪的距離，他是1983年出生于昆明，“我是先天性弱視，視力只有0.1”。
0.1也其實也就意味著，摘下眼鏡，他和盲人無異。
厚重的鏡片背后度數高達1400度，屬于殘疾三級，王經府相較于絕大部分的盲人群體有所不同的是雖然屬于視障群體，但仍舊還是能夠看得清近距離事物，只是需要帶上厚厚的鏡框眼鏡。交談中能夠清晰的看到，厚重的眼鏡壓在他鼻梁上的痕跡，一深一淺。
相比較與其他的盲人朋友，他笑道“我已經很幸運了，我還能看得到一點，只是弱視，他們很多人是看不到的，甚至先天性全盲”。
也因為能夠看見，讓他也有著一段與其他視障群體與眾不同的求學經歷。
在2002年，國內的互聯網剛剛開始發展起步，各大高校開始培養大量的計算機人才，而這一年也正是王經府參加高考的一年，并且憑借優異的高考成績考入了云南大學，進入云大信息學院計算機專業進行學習，彼時，國內互聯網方面人才需求量非常大，這個專業在當時來講前途無限，可以說如果沒有后來的意外，他的前途更為廣闊，發展的更好。
“我那會學的是計算機，但我是從農村來的，進入到學校之前連電腦都沒摸過，但我那會的同學還是很厲害的，那會興趣還是有的，也很想學下去，畢竟對于電腦還是新奇的，就業前景不錯，我有幾個同學現在發展就很好。”王經府笑道。但是后來隨著視力問題的加劇，無法面對電腦屏幕，甚至對于日常生活都開始造成影響，不得不在2003年選擇轉學去了云南中醫藥大學針灸按摩專業。談及那會的選擇，他感慨道：“那會的選擇還是有點冒險的，視障群體的學習是很不容易的，很少有學校愿意接收，感恩母校當初接納了我。”
少有人走過的路
盲人高考：
01 感恩母校當初接納了我
11
王經府的求學經歷對于視障群體來說，是極個別的。視障群體的高考難度大，很少能夠像他一樣接受正規的高等教育，基本都是學習短期的技能，然后培訓上崗就業，就云南省來說，目前還沒有一家愿意接受盲人群體的專科以上院校，只存在像華夏中專、昆明盲啞學校這類職業教育學校，主要是義務教育和技能培訓。
目前云南省盲人群體54.7萬，而我國每年大約新增45萬的盲人，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國家。但是能夠受到正規教育的還是占少數，大部分的盲人都無法走王經府的路，能夠受到高等教育，已是一種少之又少的幸運，因此談及這段經歷，王經府無不感慨。
“現在科技發達了，方便了，如果當時知道有彭老師他們用的這個讀屏軟件，可能我就不會選擇轉學了，會繼續留在云大學習計算機，要是堅持下去，可能我也是另一個馬云呢。”
未能成為互聯網大潮中的“弄潮兒”，但也由此開啟了王經府的盲人社會再教育工作，盲人大部分無法走高考這條路，但是學習這條路從來都是殊途同歸的，因此盲人的社會教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由于受過高等教育，畢業后就憑借機遇進入文山州殘聯工作了一年，后來工作認真負責，表現出色，機緣巧合之下調往云南省殘聯，目前在四家單位任職。
他說“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關注這個群體，其實我們和正常人差不多，我們的生活并不是像你們想象的那么枯燥的，我們也在學習，也離不開手機。”
在省圖書館的閱讀活動中，我們可以時不時聽到他們手機讀屏軟件對于信息的播報，語速很快，音量很大，有的甚至直接將手機拿到耳朵旁，在聽小說。他們對于網絡的使用遠遠超過了我們的認知。
對于盲人群體而言，無法通過高考使得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社會的再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甚至成為了融入社會生活的主要渠道之一。
從2008年開始，王經府從事盲人再教育工作，采訪中向我們展示了他最近通過聯系殘聯得到的資助——智能聽書機。
“我當時覺得這個東西挺好的，就去找了云南省殘聯，目前已經拿到了這個資助，就是你們看到的這些，下一步就是免費提供給盲人朋友們使用。”
在昆明，智能聽書機的推廣與使用主要從2018年開始，主要響應盲人數字閱讀推廣工程項目，用于視障群體的閱讀休閑需求，一個小小的智能聽書機相當于一個小型圖書館，根據視障群體的使用需求進行個性化設計，每一步操作都有聲音提示，便于觸摸鍵盤，并且通過網絡無縫對接中國盲文出版社的數字圖書館，智能聽書機的內容涵蓋有聲書、網絡聽書以及音頻播放等學習系統。
在盲人群體中，高考是一條少有人走過的路，但學習不是，他們也在用不同方式學習著。據王經府介紹，此次的捐贈將全都免費供視障群體來進行使用，實行實名制免費出借服務，以方便他們日常的閱讀需求。“我們這個群體的生活比你們想象的更為豐富，我們每周基本都會在省圖書館舉行一次活動，例如這次的讀書分享活動，每周都會有的，一起讀書交流心得體會，現在來看智能讀書機的使用會讓他們的閱讀更加流暢，也能讓他們更好滿足他們閱讀需求，更好融入社會。”
令人意外的是，很多的視障群體實際上早早就步入到了互聯網使用大潮中，手機的使用對于他們來說也是家常便飯。”
在昆明，智能手機在盲人群體中的使用培訓早在2010年開始了，電腦的使用培訓在2013年也就開始了。“現在都有讀屏軟件和語音播報，也比較方便，年輕人接受的比較快，但是老年人就比較困難，平常我們會聯系一些志愿者去設立社區流動點幫助老年盲人使用手機，你們可能覺得我們壓根不使用手機吧，但實際上我們跟你們一樣，都離不開手機的，使用微信、群聊、導航和點外賣都是可以的。”王經府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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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經府 云南省盲協副主席兼秘書長
02 我們也離不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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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design
社會的再教育為視障群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盲人群體的觸網，手機的使用也為他們的生活打開了另一扇窗戶，就像王經府說的“我們生活也豐富多彩。”但是視障群體走王經府這樣的“高考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大部分盲人的觀念中認為，視障人士不能參加普通高考是天經地義的事兒。甚至很多家長把孩子送到盲校，也只是為了讓他們學一門手藝活養活自己，對文化課的學習沒有報任何期待。因此大部分盲人不會走高考這條路，也就無法接受高等教育學習更多的專業技能，所以大部分盲人最終的歸宿——按摩店。就業面的窄化是視障群體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成為一家按摩店的老板也就成為了很多視障群體的理想和目標，甚至成為了一種成功的標志。
王經府介紹盲人群體中很大一部分在接受了短期的按摩針灸培訓后，就會去按摩店，學習按摩后就業率可以達到了百分之九十，可以說，從事按摩針灸業是他們較好的去處了，日后再去開個按摩店就是很好的一個發展了。除了按摩，在該群體中只有較少一部分從事特教學校教學工作，但是從事學校的工作甚至也是需要考教師資格證，教師資格證的體檢審查這塊又很難通過，在兩方面的矛盾之下，所以能夠成為特教老師的很少，而按摩師就成了他們大部分人最好的去處，而這似乎也成了盲人群體一條理所當然的路，甚至帶有一種宿命的意味。
在談及大部分盲人的理想和目標，王經府認為“大部分的盲人在學了基本的技能培訓之后，直接上崗就業養活自己，后面的目標大概就是去開個按摩店，做大然后成為連鎖按摩店的老板，像昆明這塊做的較好的有個叫周興松的，目前聽說有三家店了。做其他的確實會很難，因為身體的殘疾局限，很多行業做不了，也不被接受。”在談及盲人群體是否愿意參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王經府介紹“盲人能夠受高等教育很難，高考難度大，很少有人愿意去考，也很少有學校愿意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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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的理想是什么？
“擁有一家按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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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2021年全國報名參加普通高考的人數破了紀錄，達到1078萬人；而同樣破紀錄的還有這樣一群人申請使用盲文高考試卷的人數，然而也僅僅只有11人參加。
早在2014年之前，全盲學生還不能參加普通高考，成績不好的學生讀個專門為視障學生辦的中專，然后做按摩師傅；成績好的學生考進特定大學的針灸推拿專業，畢業后再去做按摩師傅。
2014年，當第一份盲文試卷出現在普通高考考場的時候，視障學生終于可以不被身體條件束縛，和普通學生一樣選擇心儀的學校與專業。
但理想與現實之間是有差距的，直到今年為止，八年高考其實僅有49人申請了盲文試卷。
為視障人士舉辦的高考在每年4月份進行，由招收視障學生的四所高等學府——長春大學、北京聯合大學、濱州醫學院、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各自制定考試大綱，單獨組織考試。這種模式被稱為“單考單招”，能選擇的專業極其有限。
這相比普通人的高考，更為難上加難，學校的限制，試卷的難度，本身身體的局限與束縛，多重壓力使得高考這條路對他們來說可望不可及。
因此，即便是得之不易的機會，真正會去抓住機遇的人卻寥寥。其實很多時候，不是視障者不懂得珍惜，而是珍惜機會的成本太大。
原本視障者面前只有一條路，一條筆直的路——即學習按摩針灸，從事按摩行業，憑借按摩的技術，安穩的過著一生；而現在多了一條路——高考，卻是一條荊棘滿布、不知通往何方的路。未知，也就意味著風險，也意味著有更多的不可觸及的可能性。
相比身體健全的人，盲人群體的試錯成本很低，走高考這條路是一種無法承受的未知風險。
比起冒險，安穩謀生更是他們所需要的活法。
“按摩和針灸是我們這些視障群體比較好的出路了，也是大多數人選擇的一條路，我是幸運的了，能夠參加高考，但遺憾也是有的，畢竟那會計算機人才培養正開始，但是想想至少我還上過大學，而他們絕大部分人沒有上過大學的，我也是幸運的吧，現在能夠幫助更多的盲人朋友了，也挺好。”王經府說。
高考為我們普通人帶來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對于盲人群體來說，是一條冒險路，相比較于高考的未知與冒險，大部分的盲人更愿意擁有一家按摩店。
一家按摩店，也就成為了他們的理想。
雖然社會的再教育，也在滿足著視障群體教育需求，幫助他們更好的融入社會，但是系統性的學習不僅僅是單純技能的提升，還有心理的建設與成長，打破盲人世界的蒼白與自我束縛。
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現實中，教育對于盲人群體而言是有限的，選擇也是有限的，甚至一些農村地區的盲人還不知道如何尋求教育之路。
或許我們可以反思，如果盲人教育和普通人一樣有更多的選擇，有更多可能性，普適性更強一點，是否就意味著他們的人生也有了更多的選擇？是否就不需要像宿命一般的選擇做個按摩師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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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兩點多，冬日的陽光照得人暖洋洋，周興松站在按摩店門口，整理著白大褂袖襟處的紐扣。我們遠遠朝他走去，見他微微傾斜著頭，似乎在聽腳步聲。離他越近，越不敢辨認，他比照片看上去年輕不少，臉上多了許多精神氣。
今年41歲的周興松是一級視力殘疾，目前本科在讀于北京聯合大學特教學院針灸推拿系，在昆明經營著三家按摩店。同時，他還是云南省盲協副主席、中國推拿按摩學會會常務理事、中國盲人按摩學會小兒推拿分會副會長。這些頭銜，都多多少少與按摩勾連在一起。
7歲時，周興松與同學打鬧摔倒，導致震蕩性視網膜脫落。“疼，眼睛非常疼，非常疼”，周興松形容當時的感受。家在農村的周興松沒有能夠得到及時醫治，這場意外最終導致其右眼失明，左眼感染。從事故至今，周興松接受過三次眼睛手術。
1991年，在昆明電氣科學研究所打工的父親將周興松領到省城來醫治眼睛，當時的手術費將近2萬，這對于周興松的家庭來說是天文數字。知道后發動職工捐款，并向昆明市工會反映周興松的經歷，發出援助呼聲。之后，滇池晨報發表《讓大涼山的孩子以擁有一份光明》一文，為周興松進行公開募捐，“我印象非常深刻，大到有80多歲的老奶奶，小到有六七歲的小朋友拿著糕點、水果來（昆華醫院）看我，第一次住了46天，治療費用完全來自于社會捐助”。
周興松至今留藏著當年那份《滇池晨報》，“晨報已經發黃，但當時引起的社會反響讓我印象深刻。”周興松反復說起當年受到的捐助，表述流利，細節清晰可見，言語中充滿感激之情。
身處困境得到無私援助，回饋社會的火種在周興松心中悄然種下。他通過按摩店免費教授盲人按摩技能、接收盲人實習生、為視障人群提供就業機會。余紫權就是周興松店里的一名按摩師傅，先天性失明，沒有光感。跟周興松相比，他眼前從未有過色彩，也不如周興松那么幸運。
周興松把余紫權拉到沙發前前，幫他整理好略微凌亂的衣服，余紫權坐下來，兩只手直直地杵在沙發上，樂呵呵地笑著說：“衣服上工具太多了。”
尋找自我
? ? ? ?——盲人教育的力量
01?
盲：內心之困與生活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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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去奔波于各個醫院的日子，余紫權在保山市昌寧縣的一個村子里度過了人生的前23年。
生來就看不見，反而讓余紫權少了很多期待，他不覺得自己要去上學，也沒有憧憬過校園生活；特教學校只是聽說過，但并不知道在哪兒；他身邊總有一群玩伴，在村里也常常被鄉鄰和藹待見；他不知道盲人能干什么，也沒想過自己要干什么。
這23年，余紫權從未接受過教育，與社會嚴重脫節。但他行走在農村老家的方圓之中，并未覺得有什么不妥。
周興松則不同，第一次手術后，他留在了昆明，經歷著大部分年輕人都會有的故事。第一份工作用自行車載著鮮花沿街叫賣，之后送過報紙、桶裝水和煤氣罐，待過餐館，賣過衣服、皮鞋和手機，修過下水道……他的人生從這些經歷中起步。
周興松當時的眼睛視力比現在好，因此，與先天性失明的盲人不同，他能用微弱的視力，在社會底層艱難求生。還與先天性全盲的人不同，周興松看過世界，比起生來黑暗，從彩色突然墜入模糊之中，黑暗便充滿了更多恐懼。周興松因此很自卑，在工作時處處受人排擠，被惡意歧視，遭受生活與心理的雙重打擊。
0.03意味著，即使是面對面的距離，周興松也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無法辨認大致輪廓，眼前始終伴隨著雜物感。
0.03同時也意味著，眼前的黑暗越來越深，周興松已無法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
由此，在老師的勸導下，再加上一技之長傍身的考慮。2005年，周興松下定決心進入盲啞學校初級培訓班學習。
剛進學校時，周興松非常壓抑，他早已不適應學校生活，且再次回到學校時自己已失去正常視力，得以視障學生的身份學習，這讓他內心倍受煎熬。
在社會中摸爬滾打、艱難求生之際，周興松的視力每況愈下，必須接受第二次眼睛手術。在周興松的自述中，他總是在關鍵節點遇到好心人。
知道能進入特教學校，便是來自一位老師的提醒，那位老師告訴他，視力越來越下降，打工不是長久之計，得學會一技之長，可以去學盲人按摩。當時的周興松其實不知道什么是盲人按摩，但他知道學習按摩費用昂貴。因此，3000一年的培訓班學費攔住了周興松進入學校的機會。
放棄入學念頭后，周興松轉行干起了蔬菜銷售，在拉運蔬菜的過程中，因為使力太重再次導致震蕩性視網膜脫落，他緊接著完成第三次手術。在這之后，周興松的左眼視力下降為0.03。
小時候，父母帶著余紫權兜兜轉轉去過不少城市檢查眼睛，與大多數先天性盲人一樣，他從醫生處得到的答案是原因未知，也不需再花費力氣就診，不如留著錢過好以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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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康盲人推拿有限公司創始人、
云南省盲協副主席周興松
圖源/網絡
在盲啞學校，周興松學習推拿按摩，也學習基礎的文化課程與盲文，還學一些簡單的英語專業術語。進入學校時周興松17歲，培訓班不分年齡，所有人都在一個班級授課。學校開設一年半的課程，其中半年，學校會將他們分配到各個大型的按摩店或者康復醫院進行實習。周興松當時在民政下屬的安康醫院實習。
“在學校生活一段時間后，我發現盲啞學校有很多先天失明、六七歲就進入學校的學生，他們都非常活潑開朗。他們完全看不見，自理能力是比較差的，我心想我還看得見，我視力還比他們好，我不能這么消極。”同時，學校老師也給了周興松很多鼓勵，給他做心理疏導，教會他盲人定向行走，叮囑他待人處世的原則。眼睛的陰影已然無法改變，但學校積極向上的氛圍讓他慢慢從內心的陰影中走出來。這是學校教給周興松的第一課，教會他與視力和解，學著自處，賦予他重拾生活的勇氣。
2014年，盲啞學校的中專課程已改為三年。這一年，周興松已畢業7年，余紫權在親戚的引薦下進入昆明市盲啞學校，成為他的學弟。余紫權表示，特教學校的文化課主要針對九年義務教育的特殊學生，中專學生涉及文化課較少，只用學習基本的語文、數學、英語知識，以技能課為主。他學習的專業為針灸推拿，2017年，余紫權從盲啞學校中專畢業。
回憶起校園生活，余紫權雙手依舊杵在沙發上，低頭笑了笑，用無憂無慮四個字總結了三年的時光，“在學校白吃白喝白上課以外，每月還有六七百塊的補助。總體還是快樂的，那時候就無憂無慮啊，跟在老家一樣沒有經濟壓力，每天還能學到點東西”。
對余紫權來說，學校是上天為他打開的一扇門。“進入學校有很大的啟發，也是改變命運的轉折點。知識改變命運嘛，在農村的時候只能靠父母養活，或是做一些簡單的家務，就做也行不做也行的這種狀態。到了盲啞學校，對人生、命運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點。你就只能從這里開始，能夠真正地掙錢養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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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知識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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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看不見世界 ，
? ? ? ? ? ? 但世界可以看到我
畢業第一年，余紫權在另一家按摩店工作，后經盲人朋友介紹來到周興松的店里，一干就是兩年。余紫權通過學校和按摩，逐漸擺脫20多年來沒有目標與追求的日子，他融入視障群體，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擁有穩定的按摩工作，收獲更多社會資源。
未來，余紫權想當老板，成立自己的按摩工作室。
或許，不是每一個盲人生來就想要成為按摩師，畢竟余紫權擁有這個理想，就花了24年的時間。而按摩師對余紫權來說，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另一種人生，那是充滿希望、光明且燦爛的明確目標。
如果說，學校教育賦予周興松的，是絕處逢生的內心力量。那么，生而樂觀的余紫權從學校獲得的，便是生活轉機。他通過學校進入社會，改變渾渾噩噩、缺少方向的混沌人生，習得一技之長，與更多人接觸，在日復一日的按摩中立穩根基。
擁有眾多頭銜和稱號，按摩店實現連鎖，從社會意義上來說，周興松可以被理解為盲人群體中的成功人士。從沒有任何目標理想到規劃自己的人生未來，從個人意義上來看，余紫權也是成功的。
周興松和余紫權身上，都加注著學校教育的力量，也凸顯著盲人按摩的重要性，他們通過學校，通過按摩，于困境中尋得對自我的認識，“看”到生活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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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即使在“盲人必須成為按摩師傅”的宿命論里，教育也給了他們無限可能性。盲人看不見這個世界，但也有像明眼人一樣的需求，那就是聽清內心的理想，明確人生的目標，找到自己的活法。而如何聽清內心，規劃未來，學校教育無疑是重要力量。
正如問及周興松為什么會選擇繼續攻讀本科時，他說道：“知識改變命運。人不能做井底之蛙，我們人就跟植物一樣，如果你不拼命往上長，別人就會把你的陽光遮蓋掉，你就吸收不到最好的陽光和養分。人也一樣，如果停滯不前，可能兩年、三年就逐漸被社會淘汰。書本上的東西始終是死的，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知識改變命運，放置在余紫權和周興松的生命語境中，我們再次感受到這句話的重量。
特殊教育作為視障群體進入社會的跳板，按摩難免成為教育的必選項。但成為按摩師或許可以給他們的人生帶來更多可能性。因為于他們而言，知識改變命運，改變的不僅僅是從盲人變為盲人按摩師，而是從盲人變為快樂的、內心充盈的盲人按摩師。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有盲人4000萬到4500萬，我國每年會出現新盲人大約45萬，即約每分鐘就會出現1個盲人。也就是說，可能還有更多的“余紫權”等待著走出村子，更多的“周興松”期待著我們看見。
盲人教育讓視障人士成為按摩師傅，這只是生存的一環；重要的是，盲人教育讓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這才是生命的歸屬。
在“盲人除了按摩師還能干什么”的社會追問中，我們大抵應該思考，廣闊的中國農村大地上，還有多少盲人不知道自己可以成為按摩師傅。又或許，不管最終要不要成為按摩師傅，亦或是成為任何人，他們是否得先觸及教育，擁有選擇的權利，走出內心與生活之困，繼而去“看”到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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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興松演示如何使用手機語音功能
余紫權在按摩店內接受采訪
余紫權在給客人做足底按摩
拄著盲杖穿越城市
立冬這天，許多城市迎來初雪，而昆明依然一片晴好。十一點，吳國慶拄著白手杖準時出門，他要先和另一位盲人朋友碰面，然后一起去心燈影院。
這是一家盲人影院，位于西山區云紡博物館，每周六專門為盲人講解電影。閉上眼，點亮心燈。這是影院名字的由來，也是影院對盲人的意義。影院創始人周權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盞心燈，對于視障朋友們來說，雖然他們看不到世界的樣貌，看不到燈光，但他們心里的那盞燈時刻都在發亮。”
“只要沒事，（我）都會來看電影”，吳國慶說。事實上，受疫情等因素影響，影院停擺了三個多月。“今天又重新放映，很高興，特意提早來了。”
按照影院的安排，下午一點志愿者們會去附近站點接人，兩點才正式放映電影。但吳國慶按耐不住心中的急切，早早出門奔赴這場久違的“約會”。他去影院需要轉兩趟車，花費近一個小時，而當他到達影院時，還不到一點。他并不覺得自己來得太早會浪費時間。“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嘛，來得早還能坐上好位子”，他坐在第一排中間笑著說。
吳國慶3歲時失明，在黑暗中度過了52年的他，認為“生活還是比較方便，比較多姿多彩的。”
他所言非虛。在讀屏軟件的指引下，吳國慶自己安裝各種軟件，也能順利地使用它們。他常用微信、QQ、頭條新聞，也會在喜馬拉雅等軟件上聽電子書。“其實和你們都一樣的嘛”，他總是微笑著說話，讓人覺得真誠又親切，“手機很方便的，科技給我們帶來很多好處”。他也會在網上購物，“最近剛在淘寶上買了橙子，很甜”。但偶爾，他也會遇到不適用無障礙模式的軟件，只能放棄使用。他有些遺憾，“如果會自己講話（讀屏），我就能自己操作。”
自稱“很小就會摸路”的他已經去過了很多地方，去得最多的就是北京。“我去參加專升本考試，錄取的時候要去北京，畢業考試的時候也要去北京”。吳國慶在昆明念了成人大專，之后考取了北京聯合大學，學習盲人按摩與針灸推拿。畢業后，他就在步行街露天擺攤，給人按摩。“擺了30多年，2016年才開始休息。人老了，就沒有繼續做了。”
只為127分鐘
這是一家位于云紡博物館負一層的盲人電影院。每周末，被志愿者攙扶的七十多名盲人都在這里“聽”電影。
電影，會是他們的精神盲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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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推拿仿佛是一道咒語，禁錮著他的日常生活。如今，終于得以休息，他試圖學習更多新事物，而現實是，“年紀大了，想學的東西越來越多，記憶力卻一直在下降。”他最近對英語很感興趣，卻已經力不從心。“以前科技不發達，電子書也不多，但現在是學不動了。”他正如三毛所說的那樣，“不放棄對生活的熱愛和執著。在有限的時空里，過無限廣大的日子。”
他也明白自己并不能代表所有盲人。“我的生活還是自由的，但不是所有盲人都像我一樣。有一部分盲人不敢出門，特別是中途失明的”。而吳國慶并不知曉，在他坐下不久，就有兩位平時“不敢出門”的盲友相互攙扶著坐在了他的左手邊，與他相隔不到兩米。
吳月芬之前來看過三四次電影，這次帶著好友蔡海洋一起過來。
“我們是初中同學，上了一年學后又被分配到同一家單位工作。”她們的經歷高度相似，18歲開始電焊，連續二十幾年的高強度工作導致她們眼睛嚴重損傷。“我們都是老視眼，眼底黃斑、白內障。十年前還能夠看清字，現在已經只能看到黑影了。”
眼底越來越微弱的光使得她們愈發局促不安，漸漸地減少出門次數。“除了偶爾和朋友去公園，和來這里看電影，基本沒有什么活動。日常就是買買菜、煮個飯。”她們也幾乎不參與組織的各種旅游活動，理由是“怕給殘聯帶來負擔”。對她們來說，來心燈影院就是對生活的短暫游離。不必關心糧食與蔬菜，只是感受一份遼闊，汲取一點能量。
因此，她們抱著期待早早出門，從官渡區過來，一點就已經在影院坐下。她們有些自嘲地笑，“笨鳥先飛嘛”。她們一步一步，相互攙扶著，仔細而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車水馬龍間，在熙攘人群中緩緩向前。
不同于樂于嘗試各種軟件的吳國慶，她們對手機的使用僅限于微信和電話。“喜馬拉雅？沒聽過。”在她們看來，手機就是用來接電話和打電話的，偶爾也聽聽殘聯群里發的語音，以及影院群里盲友們的交流。
吳國慶是影院的常客。從金鼎山1919文化創意園的“心目影院”，到如今坐落于云紡博物館的“心燈影院”，每次電影播放活動都能見到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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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影院的人基本都彼此相識，主要來自昆明市盲啞學校。隨著時間推移，盲友們陸陸續續走進影廳。兩點不到，影院位置已經全部坐滿，周權和電影講解人熟稔地與大家打招呼。兩點，盲友們的手機不約而同地響起電子播報聲，提醒大家，“現在是北京時間十四點整”。燈光關閉，片頭聲音響起，電影講解人站在一側開始對《我的姐姐》進行講述。在大屏幕映射出的光影中，座位上的盲人都抬著頭努力觀影。
整整127分鐘，他們都專注地聽著講解，偶爾舉起水杯示意志愿者幫忙接水。在這127分鐘里，現實世界被阻隔在影廳外，他們的腦海中，只有構建出來的電影畫面。他們輾轉于公交地鐵，經過混亂擁擠的街道，穿越人流車流，克服重重困難來到這里，就是為了這127分鐘。
毛姆在《月亮與六便士》中寫道，“要記得在庸常的物質生活之上，還有更為迷人的精神世界。這個世界就像頭頂上夜空中的月亮，它不耀眼，散發著寧靜平和的光芒。”他們靜靜地坐著，欣賞著電影之美，也尋找著懸在心頭的月亮。
周權感嘆，“視障群體其實都非常開放，他們愿意去融入社會，也愿意跟更多人去接觸，只不過目前機會相對少一些，所以他們更愿意來我們這兒。也不光為了聽電影，其實這里邊還有很多社交需求，以及尊重與被尊重的需求。”
在他看來，心燈影院所做的并非是為了創造或開辟出一種專屬于盲人的文化，而是要讓他們回歸到社會中，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人”，真正地融入社會。通過講述電影的方式，成為盲人的陪伴、寄托，亦成為他們困頓生活里的鎧甲，讓生活變得可期可盼。
現實生活中，鋪設不規范、被占用的盲道使得盲人出行險象迭生。而在對抗精神危機上，盲人電影院已成為盲人寬敞無礙的精神盲道。
文/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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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聽電影可以下鄉就好了”
11點，當電影院創始人周哥正忙活著培訓三十多名志愿者時，帥帥也到達了電影院準備調試播放設備。在不大的兩個空間里，他們都很忙。
周哥在臺上拿著盲杖，眉飛色舞地向底下獅子會志愿者、云南民族大學志愿者講解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樣。“等一下，你們去接車站接這些盲人朋友，一定記得問是不是來看電影，不要上去就說你是不是盲人”
說著說著，周哥在屏幕上放出標記了一副地圖，這就是今天志愿者們要完成的重要任務之一——負責分配人員駐守地圖上的8個公交車站，把盲人安全接送到公交車站。
在其中，來自云南民族大學青年志愿者協會的5名學生志愿者，已經不是第一次來心燈電影參與活動，她們對接送盲人、在電影環節幫助盲人接熱水、帶盲人上衛生間的環節都了如指掌。在她們看來，這些任務并不難，難的是幫助盲人，她們得“搶”著來。
下午一點，這些穿著藍色、黃色馬甲的志愿者頂著太陽前往車站，單單在離心燈電影院最近的那個車站，就有7、8名志愿者迎接盲人，她們四處張望著，每當看到有行動遲緩、眼神恍惚的老人就趕緊迎上去，而盲人一碰到她們的手也就明白了，又是這這群志愿者。
“因為志愿者實在是太多了，連來心燈電影院這個活動都是我們在志愿者群里連忙‘扣1’才搶到的。”問及她們為什么要當志愿者，她們笑笑回答“在學校里其實不太能找到自己的意義，但是來做志愿我能感受到最直接、最實在的生活”
隨著越來越多的盲人在志愿者的攙扶下入場，下午兩點，電影《我的姐姐》開場了。帥帥已經為這部電影在宿舍練習過四五遍，但上臺前他仍喝了口水來掩飾自己緊張的情緒。隨著影院燈光逐漸暗下來，帥帥緩緩地配合著電影畫面為盲人講解起開頭：“這是個陰天，路上有一輛搬家公司的車翻到在地，而駕駛室里有一張照片，照片里的一對夫妻抱著一個小男孩……”
早上9點帥帥坐上了從昆明大學城開往昆明市區的地鐵，他的目的地是昆明最熱鬧的云紡商業園區。這里有昆明有名的space、OT等夜店，每當夜幕升起，就有無數打扮靚麗的男女青年聚集在此享受夜生活。
但這份熱鬧明顯不屬于帥帥，他背著相機要去隱藏在云紡博物館里的心燈盲人電影院。
今天，帥帥不是即將畢業的稚嫩學生，而是盲人電影院的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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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帥看著臺下黑壓壓的觀眾，心里十分滿足。其實，因為講電影難，又耗費精力，因此盡管來幫忙的志愿者很多，卻極少有人能上臺講電影，更不用說成為長期的電影主講人。“基本上都是我和周哥兩個人講”，但帥帥卻總是扯著笑臉，在每個周末走上臺前笑著對底下的盲人觀眾大喊：“我是你們的帥帥，想我了嗎”
21歲的帥帥最終還是會離開這家電影院，但他除了掛念盲人電影院里的觀眾，還在思考著許多問題。
為什么普通人看不到盲人？因為盲人很難出門。為什么在心燈電影院里都是老年人的身影？因為年輕盲人周末都忙著賺錢。為什么是周末？因為在現實世界里，盲人大多數只能當按摩師，而按摩師都是周末生意好。
因此盡管心燈電影院已經在昆明有了響亮的名聲，五六年來卻沒有再擴大規模。原來，“來來去去總是這些老年盲人朋友”周哥無奈笑著說道。
更多人呢？在家里，還有更多我們根本不曾注意的地方，在鄉村。因此帥帥，最后調皮地說“如果非要說愿望的話，我希望講電影也能下鄉。”
文/白雪
電影圍繞一對失去父母的姐弟安然和安子恒展開。父母離世，一直十分獨立的安然突然要背負起照顧弟弟的重任。她該何去何從，又該如何在自我命運與家庭中做選擇......
"電影的主題真的很大，很有野心，直接面對了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理性與情感，家庭傳統觀念跟自我價值的對撞，很喜歡電影中講述方式，不直接給答案，讓觀眾去思考，在女性現實處境中的著筆應該會讓很多人有共鳴。"一名豆瓣網友說道。
正如電影《一一》提到，電影延長了人類1/3的生命。對于盲人觀眾也是相似的，電影就是他們“看世界”的眼睛。
心燈盲人電影院開了5年，她每周末從北京路的家雷打不動來了3年。她說：“每次周末來這里都非常高興，一是能看電影，二是在這里能見到很多自己在昆明盲啞學校學推拿的同學”。
根據王麗的描述，這里近一半的觀眾都是自己的老同學，他們多是按摩師。當我詢問她，是否有其他職業職業時，她只是搖搖頭，然后接著說“成功人士是有的”，她所描述的只是那些開出連鎖按摩院的老同學。現實沒能讓他們繞開“學推拿”“當按摩師”的小圈子。
或許，在他們漫長的一生中，給別人按摩了一輩子。現在終于能以電影的方式，為自己做一次按摩。
“
一場電影近兩個小時，帥帥需要把盲人聽不到的那些動作、心理、環境鏡頭都巧妙的講出來。講電影并不簡單，這是一場耐力的考驗，更是對主講人理解電影程度的考驗。每當遇到電影想表達深度內容的時候，主講人就得先理解好電影，思考怎么表達才能讓盲人觀眾更好理解。
帥帥向我們介紹，盲人電影院選電影有著更高的標準，一方面，由于劇情片的鏡頭語言簡單，故事環環相扣，因此比起有著眾多心理鏡頭的文藝片，他們更偏向于講解像《美麗人生》這樣的劇情片電影。另一方面，電影院也更偏愛講解傳遞樂觀精神的電影，因此總能看到帥帥講解有“圓滿結局”的電影。
帥帥就為我們舉了《我的姐姐》的案例，他說道：“這部電影的結局是姐姐和弟弟踢著足球從養父母家里踢到了大街上、天橋上，最后在草坪上相擁。但這也只是鏡頭，作為主講人還要給盲人朋友講出彼此和解、珍惜現在的意味。”
在帥帥的講解下，不時有盲人觀眾為電影中姐姐的悲慘遭遇抹著眼淚。在觀影后，有一名觀眾說道：“每一次其實都特別感動，這次這個我的姐姐也是讓我感受到了家庭和諧的重要性”。
《我的姐姐》
62歲的王麗是一名退休按摩師，在看到《我的姐姐》電影結尾。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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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可以自全
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
整體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沖掉一塊
歐洲就減小
如同一個山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掉一塊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
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
因此
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
它就為你而鳴
?約翰·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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