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干部學習交流

活動專題

2020年第07期

全國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

中青年干部學習交流

活動專題

2020年第06期

全國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

青春揮灑在“三農”路上主題交流活動自開展以來，得到了中心廣大青年同志的積極響應，大家結合農業農村發展重點任務和農技推廣業務，開展了廣泛深入的調查，進行了有系統、有深度的思考，撰寫了有思想、有見地的報告，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積極建言獻策、貢獻青春智慧。

用腳步丈量大地，用紙筆書寫青春。2020年已成功發行了4期線上電子刊物，包括1期春節回鄉調研報告和3期最美家書集錦，展現了農技青年的風采。經過精心籌備，5-7期電子刊物現已匯編成冊，主要收錄了我中心2020年在部中青年干部學習交流活動中獲獎的17篇文章，每篇報告都綻放著青春色彩，每行文字都散發著泥土氣息，既有對現實狀況的調查反映，也有對業務工作的系統分析；既有對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也有對未來發展的對策建議。現把這些新感悟、新觀點、新思路分享大家。

青春由磨礪而出彩，人生因奮斗而升華。新年伊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希望廣大青年干部再接再厲，堅守“一懂兩愛”三農人的初心，勤于學習、善于思考、勇于創新、敢于擔當，書寫無愧于時代的青春華章。

卷首語

2021年1月

目錄

嚴守耕地紅線 筑牢糧食安全“壓艙石”

? ?——對部分地區占用耕地種樹影響糧食產能的分析思考

掛圖作戰 讓幺蛾子無處遁形

? ? ——草地貪夜蛾防控攻堅戰啟示

數據解析產檢調檢 研判謀劃工作重點

? ? ——2018年我國農業植物產地建議和調運情況分析

對植保防災減災能力建設的思考

優化糧食標準體系 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新形勢下基層植物檢疫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初探

? ? ——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植物檢疫工作實踐為例

民以食為天。解決好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始終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高度重視糧食生產問題，多次強調要把保障糧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糧食生產。新冠疫情期間，世界各國糧食生產和需求遭到全面沖擊，紛紛出臺措施保障本國糧食安全，個別國家甚至禁止糧食出口，加劇全球糧食危機恐慌。當前形勢下，最能切實體會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真理的重要性。

萬物土中生，有土才有糧。我國劃定18億畝耕地紅線和15.46億畝的永久基本農田紅線，保證充足的耕地數量和谷物種植面積，多措并舉筑牢糧食安全“壓艙石”。但近年來，部分地區相繼出現良田“種樹風”，嚴重觸及了耕地紅線，削弱了農田糧食產能，給國家糧食安全帶來嚴重隱患。

——對部分地區占用耕地種樹影響糧食產能的分析思考

陳廣鋒

因農民種糧比較效益顯著降低，個別地區農田種樹行為頻發多發，形式多樣，大肆擠占耕地甚至是永久基本農田。結合實地調查和文獻調研，初步總結占耕地種樹種樹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幾種。

一是超寬建設道路綠化帶。通過對一些區域明察暗訪，發現各地高速鐵路、國省干道（高速公路）、縣鄉道路兩側多數超寬建設綠化帶。經現場測量，單側綠化帶寬50—500米，平均200米左右，遠超國發明電〔2004〕1號文件中“道路沿線是耕地的，道路用地范圍以外每側綠化帶寬度不得超過5米”的規定。二是分批種樹侵占農田。由于地方政府每年都制定國土綠化方案，下發植樹造林任務，很多會在原綠化帶外繼續種樹，導致道路兩旁綠化帶不斷拓寬，呈現出“老年樹”、“中青年樹”“青少年樹”分層現象。除“青少年樹”現為林糧間作外，其余樹下均已不能種植其他作物。三是流轉耕地種植苗

木。苗圃商、園林綠化公司大面積流轉農戶土地，受比較利益驅動并不種植糧食作物，而種植欒樹、白蠟、松柏等名貴綠化苗木的不在少數。河北省某縣流轉2.2萬畝耕地，在廊滄高速、世紀大道兩側種植泡桐、楊樹、美國紅楓等園林綠化苗木。四是農戶自發種樹。因勞動力老齡化或青壯年外出打工，家中缺少勞動力，結合種糧比較效益低，不少農戶種糧積極性下降，為避免撂荒而在自家農田改種樹木，一般為楊樹、垂柳等樹種。

耕地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我國耕地數量少、質量普遍不高，中低等耕地的面積超七成，糧食生產壓力大。占用耕地大面積種樹，必然擠占種糧資源，制約糧食產能，嚴重威脅國家糧食安全。

第一，觸碰耕地紅線。破壞耕地質量。樹木根系普遍發達，掠奪式消耗土壤養分，嚴重降低土壤肥力。研究表明，桉樹種植3年后，土壤有機質較未種樹地塊下降12.6%。種植草坪草皮，

每次銷售會剝離表層土壤3-5厘米，對土壤結構、肥力破壞巨大。減少耕地數量。耕地種樹造林后，一般地類并未調整，賬面上耕地數量未減少，但實際種糧的耕地數量卻在萎縮。以河北省為例，2018年底該省高速公路總里程7279公里，假設道路沿線每側綠化帶寬100米，僅此一項占地218萬畝，約為兩個農業大縣的耕地面積。耕地種樹造林后，一般地類并未調整，賬面上耕地數量未減少，但實際種糧的耕地數量卻在萎縮。以河北省為例，2018年底該省高速公路總里程7279公里，假設道路沿線每側綠化帶寬100米，僅此一項占地218萬畝，約為兩個農業大縣的耕地面積。

第二，威脅糧食安全。降低糧食總產。部分平原地區“不得己”占糧田種樹，減少了種糧面積，有的占用優質耕地后，雖然數量上實現占補平衡，但存在“以次補好”“以遠補近”，耕地產糧能力大打折扣，影響糧食總產。影響糧食單產。糧食單產提升的基礎在于耕地質量，種樹對耕地質量

第三，引發其他矛盾。加劇用水矛盾。部分綠化樹種蒸發量和耗水量遠大于糧食作物，加劇了農業用水矛盾。據專家測算，種植楊樹每畝耗水量超小麥150方以上，被農民稱作“田間抽水機”。激發群眾矛盾。部分基層政府有時不和農民打招呼，就強行在農田挖坑種樹，然后再與農民簽訂流轉合同，易導致農民產生怨言。另外，樹木會與周邊農田農作物生長形成競爭關系，導致鄰里之間產生矛盾。

2004年國務院就下發《關于堅決制止占用基本農田進行植樹等行為的緊急通知》（國發明電〔2004〕1號），但近年來占用耕地種樹造林現象反有愈演愈烈之勢，這其中既有行政推動，又有利益驅動等多方面原因。

??

破壞嚴重，即使后期復墾，也難以恢復初期生產水平。因樹木爭搶光溫、水肥等資源，前期可降低同（或臨近）地塊糧食單產20%-50%，后期種樹地塊則完全不能種糧。

占用耕地種樹原因分析

（一）紅線意識不強，地方政府行政推動。在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面前，地方政府嚴守耕地紅線的底線思維不夠。省級政府會制定國土綠化行動意見和實施方案，下發計劃指標，并進行業績考核。地方縣市為完成考核，爭創“國家森林城市”“全國綠化模范縣”等榮譽，把打造林業大縣、生態大市確定為發展戰略，年造林計劃動輒數萬畝，丘陵坡地可“宜林則林”，但平原地區則不可避免地會占用耕地資源，甚至是永久基本農田。

（二）種糧比較效益低，農戶受利益驅動。地方政府會出臺相關扶持政策，推動種樹造林綠化工作。如在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兩旁建設綠化帶，政府一般每年每畝補貼農戶占地費1000—1500元，一次性補償青苗費每畝300—1200元，這些高額補貼是農戶同意種樹的主要原因。有的政府還免費提供樹苗，農戶種植后樹權歸個人所有，和種糧相比，增加了農戶凈收入。

保障糧食安全是一個永恒的課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要堅決遏制占用耕地非法種樹行為，堅持農地姓農原則，筑牢國家糧食安全“壓艙石”，服務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一是提高站位，嚴守糧食安全底線。強化思想認識。深刻領會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精神，充分認識保障糧食安全對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壓實屬地責任。嚴格落實《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考核辦

（三）市場旺盛需求，社會資本強勢流入。各地龐大的造林綠化催生了巨大的苗木需求，帶動了苗圃種植和銷售，一些工商企業等社會資本利用其中商機，紛紛加入，流轉耕地甚至是永久基本農田種植苗木。有的經營主體甚至是具有政府背景的第三方公司，整體流轉村內土地建苗圃，參與政府綠化造林項目獲得高收益，加劇了耕地“非糧化”“非農化”趨勢。

制止耕地種樹保障糧食安全有關建議

二是多措并舉，鼓足糧食生產干勁。做好政策支持。對產糧大縣提高財政獎補力度和傾斜惠農政策，調動地方政府重農抓糧的積極性。建好基礎設施。尤其是對地力較差、交通不便、灌排不暢等區域升級改造，創造良好的耕種條件，使農民便于種糧。搞好利益保障。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加大保險支持力度，對多種糧者優先支持，使農民樂于種糧。

法》，細化糧食生產方案措施，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牢牢守住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底線。

三是從嚴從實，扎緊耕地保護“籬笆”。完善條例法規。加快推進《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和相關法規標準的完善修訂，明確違法違規占用耕地處罰措施，增強震懾力度。形成監測預警。利用衛星遙感等現代信息技術，形成耕地利用監測調度報送制度，建立耕地利用臺賬。加強使用監管。及時掌握耕地利用狀況，特別是規模化流轉耕地的使用動態，嚴禁建廠房、種草坪草皮等破壞耕作層行為。

洪范八政，食為政首。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耕地保護和糧食生產的重要指示精神，居安思危、防微杜漸，時刻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堅決防止耕地“非農化”、“非糧化”，真正把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落到實處，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作者：陳廣鋒 節水農業技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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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娟 劉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要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裝自己的糧食。做好農作物病蟲害防治工作，蟲口奪糧、減損保產，是端牢中國人的飯碗、裝滿中國糧的重要舉措。面對我國年均發生面積達65億畝次、威脅六分之一糧食總產的農作物病蟲害，如何有效監控、降低損失、保障安全？關鍵在于抓罪魁禍首、循科學之法、行長久之策。

遷飛性害蟲是對我國農作物生產安全威脅最大的有害生物種類。據統計，2006—2015年我國三大糧食作物上由于病蟲害造成的損失，位居前5位的，有4個是遷飛性害蟲。2019年，FAO全球預警的跨境遷飛害蟲草地貪夜蛾入侵我國并成功定殖，成為又一個北遷南回、周年為害的農業害蟲，形成對玉米、小麥等糧食生產安全的又一重大威脅。2020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農作物病

蟲害防治條例》，將包括草地貪夜蛾在內的6種（類）重大遷飛性害蟲列為國家層面統一管理的一類病蟲害。因此，“遷飛性害蟲能否得到有效治理”這一問題，密切關系著穩糧保供、國泰民安的發展大局，也考驗著植保系統“蟲口奪糧保豐收”的履責能力。

為破解遷飛性害蟲治理中“來去無蹤、落地成災”的難題，我國植保工作者進行了長期、系統、大規模的調查研究，通過越冬基地勘查、飛行行為測定、遷飛通道誘捕、標記-釋放-回收等方法，基本明確了遷飛性害蟲隨東亞季風春季北遷、秋季南回的周年為害規律，建立和發展了異地測報技術和分區治理策略。然而，現階段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仍以小農戶為主，一家一戶、乃至某一地區或局部生態區域，難以準確把握遷飛性害蟲的復雜行跡，難以應對其隨時隨地暴發成災的重大威脅，亟需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勝策略和硬招、實招。

作為“蟲口奪糧保豐收”的見證者、參與者、

一、掛圖作戰，計于前，謀劃層層布防的“總方略”

行軍打仗，講究運籌帷幄；掛圖作戰，首在謀篇布局。在遷飛性害蟲監控這場戰役中，應針對其隨東亞季風遷飛擴散的基本規律和發展動向，高屋建瓴、頂層設計，以害蟲發生的不同生態區科學劃分“戰區”，以遷飛通道上的推進路徑合理設置“防線”，層層布防、把控全局。

以草地貪夜蛾為例，從蟲源分布看，西南華南地區既是境外蟲源入侵的“要塞口”，又是國內蟲源周年繁殖的“蟲窩子”，應設為第一道防線；從地形和風場看，我國地勢西高東低，跨區遷飛受到高大山脈的阻隔作用和東亞季風的環流影響，應根據其世代推進的北上進程，在由西南向東北的大致方向上，選擇沿平原及山間河谷通

在“全國一盤棋”的戰略布局中，既要各地落實好屬地責任，管理好、守備好自己的“領地”，又要國家統一協調，組織好、運用好滿盤的“棋子”，以關鍵區域、重要環節的有效監控，最大限度爭取全局的主動，做到分而不散、統而治之。

下一步，我們必需開足科技創新的“動力機”，加燃試驗示范的“淬火爐”，進一步鉆研開發以性誘特異性為基礎的害蟲自動計數監測系統、以圖像識別技術為基礎的自動蟲情測報燈，以及高空測報燈、昆蟲雷達，將其鍛造為值守布控網點、實現有效監控的“神兵利器”。

性誘和燈誘技術是地面監測的主要手段之一。未來需繼續提高誘芯的專一性、排除非靶標昆蟲干擾，重點突破重復計數難題、提高自動計數準確性，豐富燈下害蟲樣本資料庫、提升圖像自動識別準確率，實現蟲情數據自動采集、遠程傳輸和匯總分析。

在高空測報燈應用中，需致力研發出不同種類遷飛性害蟲的特異性誘集光譜，減輕收蟲、分蟲、數蟲任務，減少對中性和天敵昆蟲的誘殺，提高對靶標害蟲的針對性和誘捕效率，從而更好把握高空遷飛的害蟲種群動態。

程度有限，仍需依賴人工查蟲計數，準確性和工作效率亟待提高。

昆蟲雷達是一項前瞻性技術。需不斷積累空中目標種群密度、平均移動速度、平均移動方向等昆蟲雷達信息數據庫，提取靶標害蟲體重、體寬、體長、振翅頻率、飛行高度等參數，著力開發種類識別計算模型。在自動識別種類的基礎上，可探索組建遷飛性害蟲雷達監測預警網絡，綜合利用雷達監測數據、大氣環流和風場數據以及軌跡推演模型，實現遷飛路徑的數值化預測和精準化定位。雷達網、高空測報燈的大范圍聯合監測，結合蟲情測報燈和性誘捕器的小范圍多點監測，將充分發揮精準定位定量成蟲遷移動態的作用，真正成為看牢遷飛性害蟲的空中“千里眼”、降落“神算子”和地面“報警器”。

戰場態勢瞬息萬變，前線“敵情”遍布八方。要執行掛圖作戰聚點成網、融會貫通的戰略意圖，必須構建信息流通的調度平臺，確保蟲情動態和決策部署的“上行下達”。

草地貪夜蛾發生信息調度，開創了我國農作物重大病蟲害監測史上強度最大、頻次最密、精度最高的先例，同時也是傳遞最迅速、流通最順暢、運作最有效的典范。草地貪夜蛾入侵之后，立即設計、啟用專項報表，在各地的全力配合之下，將“首次發現當日報告、發生防治信息一周兩報”制度，真正轉變為“見之能報、報之能用、用之能勝”的蟲情信息。草地貪夜蛾在我國定殖以后，建立完善發生防治信息調度平臺，實現了實時跟蹤、綜合調度、直觀展示等功能，并繼續開發逐月逐周滾動的GIS地圖展示、發生區域年度直觀對比、傳播擴散路徑動態推演等模塊，著手開發移動端填報和蟲情展示的軟件，從而為決策指揮提供準確、豐富、全面的大數據支撐。

“蟲情不停歇，信息不離線”。我們要以草地貪夜蛾發生防治信息調度平臺為先導，建立遷飛性害蟲信息高速通路和處理中樞，真正在“掛圖作戰”時，做到既通達支點、體察前線烽煙，

謀者千慮，終歸一行；掛圖作戰，重在運用。遷飛性害蟲監控作戰圖，需高懸在行政決策的帷幕前，縱橫捭闔、指揮全局；需內置于植保體系的心目中，上下聯動、依圖出戰；需體現于前線陣地的行動上，令則必出、出則必勝。

在草地貪夜蛾防控攻堅戰中，從西南邊境監測第一時間截獲，到周年繁殖區、遷飛過渡區、重點防范區步步設防，再到北方玉米主產區轉危為安，隨著一張監控作戰圖的鋪展，聚點而成線，控線而保面，曉敵情而通全網，明路徑而攬總局，成功實施了一次察敵于阡陌之間、御敵于千里之外的經典之作，充分彰顯了這一戰略戰術在遷飛性害蟲監控中的制勝作用和深遠意義。

我們要站在保障糧食生產安全、維系人民基本福祉、滿足社會發展需求的高度，將草地貪夜蛾“掛圖作戰”的成功經驗，上升成為遷飛性害

又縱橫千里、總攬防控大局。

在草地貪夜蛾防控攻堅戰中，從西南邊境監測第一時間截獲，到周年繁殖區、遷飛過渡區、重點防范區步步設防，再到北方玉米主產區轉危為安，隨著一張監控作戰圖的鋪展，聚點而成線，控線而保面，曉敵情而通全網，明路徑而攬總局，成功實施了一次察敵于阡陌之間、御敵于千里之外的經典之作，充分彰顯了這一戰略戰術在遷飛性害蟲監控中的制勝作用和深遠意義。

蟲監控的制度化安排，奪取“蟲口奪糧保豐收”的長久穩定勝利。置于植保體系的心目中，上下聯動、依圖出戰；需體現于前線陣地的行動上，令則必出、出則必勝。

作者：曾娟 病蟲害測報處

作者：劉杰 病蟲害測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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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統收集整理了2018年全國農業植物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數據，分別從月度情況、分省（區、市）情況、主要農作物情況等方面，解析2018年農業植物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的基本情況，為我國農業植物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的研究和管理提供參考支撐。

王曉亮?

2018年全年共簽發產地檢疫合格證54988份，總面積186.21萬hm2，種子總產量1487.87萬t，苗木228.11億株，共有申請單位和個人8349個，涉及1003種作物、92014個品種（表1）。產地檢疫工作集中在下半年，簽發數量峰值為8-11月，占總簽發量的63%，并呈現“金九銀十”趨勢，9、10兩個月占全年的39%。同時，9、10月也是產地檢疫面積最大的兩個月，占全年的42%。全年產地檢疫產量有兩個高峰，分別為5-7月和9-10月。全年產地檢疫苗木明顯集中在下半年的8-12月，占全年的69%。

如表2所示，2018年除西藏自治區外，其余30省（區、市）都出具了產地檢疫合格證。從簽發數量上來看，各省差異很大，數量最高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是數量最低的北京市的52倍；簽發量相對集中，年度超過3000份證書的6省（區）占全國51%。從申請單位數量上來看，四川省一枝獨秀，是數量第二名的河南的2倍多。從作物種類和作物品種上來看，甘肅居首位，并遠高其他省份。從產地檢疫面積上來看，面積最高的7個省產地檢疫面積占了全國的67%。從產地檢疫種子質量上看，山東、甘肅、河南、四川4省占全國的53%。從產地檢疫苗木數量上看，浙江、四川、貴州、廣東、廣西、福建、遼寧等省（區）年度超10億株，8省（區）占全年苗木產地檢疫數量的87%。

二、調運檢疫情況

2018年共簽發省內調運檢疫合格證148462批次，省內調運檢疫種子總產量103.63萬t，苗木11.34億株。簽發省間調運檢疫合格證142267批次，省間調運檢疫種子總產量203.83萬t，苗木63.44億株。綜上，2018年全年共簽發調運檢疫

5種主要農作物稻、小麥、玉米、棉花、大豆產地檢疫合格證數量占全年總產地檢疫合格證簽發數量的39%，總面積的73%，總質量的55%。小麥的產地檢疫面積和產量遠遠高于其他作物（表3）。

（二）調運檢疫月度差別較大

根據表4，省內調運檢疫月度情況為：從簽發數量上來看，省內調運檢疫開證高峰為1-4月、8-9月和12月，1-4月同樣也為申請單位數量的高峰。從調運種子質量上看，8-10月調運量處在連續高位。從苗木上來看，10-12月調運量處在連續高位。綜合來看，6-7月兩個月省內調運檢疫處于低谷狀態。根據表5，省間調運檢疫月度情況為：2018年省間調運無論是從簽發數量、申請單位和調運作物品種上來看，都有兩個明顯的峰值，1-4月和9-12月。調運種子質量上來看，6月為全年峰值，9-12月這四個月調運種子也處于較高位。

合格證142267批次，省間調運檢疫種子總產量203.83萬t，苗木63.44億株。綜上，2018年全年共簽發調運檢疫證書290729份，調運檢疫種子總產量達307.46萬t，苗木為74.78億株。經去重，2018年全年調運檢疫共有申請單位和個人95513個，涉及1193種作物、95513個品種。

（三）調運檢疫區域性差異明顯

根據表6，簽發量上，四川、河南、貴州、廣西為年度超過1萬份的省份，占全國的54%。河南、四川、河北、貴州4省省內調運種子質量占全國的51%。四川、貴州、浙江、湖北四省調運苗木數量

占全國73%。根據表7，省間調運檢疫分省情況為：簽發量上，四川、浙江、甘肅、安徽、河南5省占全國的29%。調運作物種類上，甘肅、四川較高、均超過200種，但在品種上，甘肅為全國唯一達到1萬個品種以上的省份。從調運種子質量上，甘肅、黑龍江、新疆三省區占全國的31%。從調運苗木量上，浙江一省的調運量占全國的57%。

根據表8，2018年5種主要農作物共簽發調運檢疫證書占全國所有調運檢驗農作物的66%，調運量占全國的71%。5種主要農作物中，玉米的出省調運證書量、省內調運證書量、申請量都是最高的。

四、討論

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的高峰有一定的重疊，9-10月，這兩個月也是是作物的普遍收獲季，所以這兩個月可針對性地集中開展合規性檢 查。

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省際間差異很大，這與各省的作物種植制度等有很大關系，比如甘肅作為全國的北繁基地，玉米等各種作物的調運檢疫數量巨大；河南作為小麥種植大省，又有小麥全蝕病這個省補充農業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所以小麥的產地檢疫和省內調運量是較大的。

各省需針對性地加強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工作，比如甘肅可針對作物種類多的情況開展系統性的風險分析，發掘更有針對性的農業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浙江要對其調運的苗木加強檢疫，因為從調運量上來看，浙江可以說是全國的苗木供應集散中心；四川針對其管理相對人較多的情況，可適當加強其針對管理相對人的宣傳工作。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的主要對象可以說是5種主

（二）產檢調檢恢復態勢明顯

從2010年以來的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歷史情況來分析，2018年產地檢疫總批次雖相對于峰值的2016年、2017年有大幅回落，但是產地檢疫總面積和苗木數量都為歷史第二高，產地檢疫種子也仍處于2012年以來的較高位，調運檢疫總批次和調運苗木的數量都是歷史新高，調運種子的質量也是2015年以來的新高。2018年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的總體情況，印證了國務院于2015年全面免征國內植物檢疫費后，促進了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的恢復上升。

伴隨著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數量和質量的提升，將對整個植物檢疫系統特別是從事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的基層植物檢疫機構提出更高的要求。免征國內植物檢疫費的文件明確要求各級財

要農作物，尤其是三大主糧作物，未來要進一步強化針對玉米、小麥、稻的檢疫監管，同時各省應系統分析本省除主要農作物外的重點植物及植物產品，才能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

政部門要做好經費保障工作，但根據筆者了解，大部分植物檢疫機構在免征植物檢疫費后，并沒有獲得相應的財政支持。同時，在本輪機構改革中，隨著基層植物檢疫機構執法和行政審批權的分離，產地檢疫并不作為行政審批事項，而調運檢疫作為行政審批事項被分離，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工作的連續連貫性受到影響；改革進程中，檢疫工作主體不明確，專業技術人員分流，這些都將可能影響到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的恢復發展態勢。國家需要加強對于植物檢疫工作的整體頂層謀劃，從財政、機構、人員、經費等各方面保障植物檢疫機構可以有效開展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工作，維系產地檢疫和調運檢疫的平穩發展態勢，從而控制農業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隨植物及產品的擴散蔓延危害，保障農業安全、產業安全和生物安全。

作者：王曉亮 植物檢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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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國上下采取最嚴格、最全面、最徹底的防控舉措，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疫情之下，糧食安全重要性進一步凸顯，“蟲口奪糧”任務更加艱巨。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對草地貪夜蛾、沙漠蝗等重大病蟲害防治防范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強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對病蟲害防控提出明確要求。植保體系隊伍履職直接關乎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如何強化植保防災減災隊伍建設，守住糧食安全底線，為我國應對風險挑戰、穩定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具有

任彬元

一、特殊年份下的病蟲害防控

“壓艙石”“穩定器”的重要作用。

衛士按照中央決策部署，牢記職責使命，克服疫情影響，一手抓新冠疫情防控、一手抓重大病蟲防治，扎實開展病蟲害監測預警和統防統治，夏糧生產豐收、早稻增產趨勢明顯，奠定了全年糧食生產的基礎。在小麥條銹病、赤霉病等重大病蟲害越冬基數大、發生時間提早、見病范圍廣情況下，經過嚴密監測預警，采取積極有效的防控措施，使小麥條銹病流行強度控制在中度水平，小麥赤霉病控制在輕度水平，發生面積和危害程度明顯下降，挽回小麥產量損失近700億斤，小麥病粒率控制在1%以內，98%以上是一二等麥，最大限度減輕了病蟲危害，打贏了防病蟲保夏糧豐收的攻堅戰。?

我國農作物復種指數高，加之地處東亞季風區，受異常氣候和外來蟲源等多重因素影響，遷飛性、流行性、檢疫性重大病蟲疫情多發重發頻發，監測防控任務異常艱巨。一是農作物重大病蟲草鼠危害持續加重。我國農作物病蟲草鼠害年均發生65億畝次以上，小麥條銹病在江漢平原、漢水流域、?

黃淮南部等部分麥區連年偏重發生，小麥赤霉病發病范圍呈明顯向北擴展趨勢、產生的毒素嚴重威脅小麥品質，水稻“兩遷”害蟲在長江中下游稻區達大發生指標，玉米螟、粘蟲周期性暴發成為玉米產量不穩定的重要因素，農田鼠害高密度種群點片發生，農田雜草抗藥性上升，防控難度不斷加大。二是草地貪夜蛾等遷飛性害蟲頻繁暴發。2019年1月，草地貪夜蛾首次在云南江城發現，4—5月迅速擴散到南方地區的18個省份，并在我國西南華南亞熱帶區域定殖，成為又一個“北遷南回、周年循環”的重大遷飛性害蟲。2020年，境外遷入我國的蟲量持續加大，北遷時間提早，發生面積進一步增加，對我國玉米主產區構成嚴重威脅。黃脊竹蝗今年在老撾等國鄰國發生程度極為嚴重，呈現出產卵面積大、蟲源基數大、發生面積大三個特點，6月底以來持續規模成群遷入云南，持續控制難度增加。此外，沙漠蝗在非洲和西南亞地區30多個國家嚴重暴發，巴基斯坦近40%國土面積受影響，糧食缺口達200萬噸，為近30年最重。三是檢疫性病蟲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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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不斷加大。隨著農產品貿易的增加，新傳入的危險性、檢疫性病蟲逐年增多，入侵渠道更趨多樣化，目前我國已發現660多種外來入侵生物，僅2017年一年，我國進境植物檢疫截獲有害生物達103萬種次。現已入侵的柑橘黃龍病在柑橘主產區造成毀滅性影響，蘋果枝枯病嚴重威脅新疆庫爾勒香梨產業發展，馬鈴薯甲蟲、金線蟲呈快速傳播態勢，紅火蟻現已在300多個縣區監測發現，稻水象甲、美洲斑潛蠅、豚草等入侵生物肆意蔓延，對生態環境破壞很大，防治成本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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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構職能和人才隊伍不斷弱化。近年受機構改革、工作條件、人員變遷等因素影響，病蟲監測防控體系機構被撤并、人員被分流、職能被肢解現象非常普遍，基層病蟲監測防控專業隊伍受到嚴重削弱。據全國農技中心2015年對全國農作物病蟲害測報網1000個區域站抽樣調查，平均每個區域站僅有技術人員3.82人，比2000年減少30%左右；2018年機構改革后，遼寧、吉林、天津、上海、西藏、青海等省級植保機構被撤并，調整后的機構職能作用發揮不充分；黑龍江、江西、浙江、云南、貴州等省的一些縣級植保機構在編人員由原來的5—10人減少到1—2人，有的在編不在崗、承擔非本職工作。

（二）監測防治設施設備支撐不足。草地貪夜蛾、黃脊竹蝗等近年新發突發的遷飛性害蟲對當前病蟲害監測和防治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我國現有的監測網點密度不夠，國家級和省級站點設置不足，已開展的植保工程投資規模偏小、對地方配套資金要求高，東西不投資不平衡，西南邊境遷飛通道支持不足，一些地方已建的監測防治設施設

（三）資金支持和保障程度低。“十一五”以來，以作物播種面積計算，中央財政每年用于病蟲監測和防控的各項資金畝均不足0.3元，現有防治資金投入只能用于蝗蟲、條銹病和“兩遷”害蟲等幾個病蟲害的監測與防控，對《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條例》頒布后需配套的十幾種“一類農作物病蟲”缺乏相應支撐，對蔬菜、水果等其他作物病蟲害基本沒有投入，推行綠色植保技術更為乏力。目前，中央財政沒有設置病蟲害防控的專項資金，只安排救災資金用于補助地方開展防治，不僅資金量嚴重不足，更重要的是不能用于病蟲害監測預警、田間調查、技術培訓等工作性支出，植保基礎性工作無法開展到位。

植物防疫、動物防疫、人類防疫，是全球公認的三大防疫體系，今年新冠肺炎、非

備亟需更新換代。特別是植保基層缺少業務用車，對于1個植保人員常年承擔幾萬畝甚至幾十萬畝的技術指導任務，面臨監測調查難、防控指導難和執法監管難。

一是強化公共植保體系建設。加大植保工程投入力度，加密基層病蟲監測站點建設，增添數字化智能化監控設備，補齊病蟲疫情監測防控基礎設施短板。穩定并鞏固基層植保隊伍，研究提高基層植保人員待遇，著力改善基層查病治蟲交通工具短缺、智能設備和應急防控設施不足等問題，確保蟲情有人查、疫情有人管、防控指導有人做，全面提升植保公共服務能力。

二是健全社會化服務支撐體系。大力扶持發展專業化防治組織，積極引導開展規范化防治服務，培育一支以專業合作社為骨干、其他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植保社會化服務隊伍，促進由一家一戶分散防治向專業化統防統治和聯防聯控轉變。健全公共植保應

洲豬瘟和沙漠蝗災暴發流行再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如若防控不力，將會對生產生活造成嚴重危害。堅決打好農作物重大病蟲害防控攻堅戰和持久戰，切實加強農作物病蟲疫情防控體系機制建設，提升防病治蟲能力和水平，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三是提高財政保障力度。科學劃分重大病蟲疫情監測防控任務分工，針對不同類型病蟲害，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病蟲害防控事權，將病蟲監測、防控指導、技術培訓等病蟲疫情防體系工作經費納入各級財政預算，建立穩定的投入保障機制。設立專項轉移支付資金，支持地方開展草地貪夜蛾、小麥赤霉病、水稻“兩遷”害蟲等一類農作物重大病蟲疫情監測防控工作。

急防治隊伍和社會專業防治組織相結合的應急防治體系，提高重大病蟲應急處置和聯防聯控能力。

作者：任彬元 病蟲害防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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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陽

新時代的新變化，對糧食生產和標準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時代糧食標準化工作要以標準促質量提升，著力滿足人民群眾對綠色優質糧食產品的新需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吃的更加安全、營養、健康。要實現這個新目標，必須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提升糧食標準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糧食標準

習近平總書記對2020年全國春季農業生產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越是面對風險挑戰，越要穩住農業，越要確保糧食安全。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圍內暴發，一些國家開始采取限制糧食出口的政策，更加凸顯出“中國人要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們不滿足于有的吃，而是將吃得好、吃得多樣、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作為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

目標。

一、我國糧食標準體系基本情況

我國糧食標準是對糧食的種類、特征、品質、種植、收獲、檢疫、檢驗方法、儲運、加工工藝、相關制品等方面所提出的技術規定。它是糧食在種植、收獲、儲運、銷售、加工等流通環節中的共同技術依據，關系到糧食及其產品的質量，生產的規范化和糧食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的利益。

截止2019年底，我國糧食國家和行業標準共1176個，其中國家標準453個、農業行業標準433個和其他行業標準290個，糧食標準中的國家標準和農業行業標準比例最大，占所有標準的75%以上。我國糧食標準已經形成以國家和行業標準為骨干、地方和企業及團體標準為補充的基本框架，涉及從種到收、從加工到儲運、最后到銷售等各個環節，基本滿足了糧油生產發展的需要。

準化工作是推進綠色優質糧食生產、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是促進糧食質量安全水平提升的重要抓手，是推進糧食提質增效、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重要途徑。

二、我國糧食標準化工作存在問題

我國糧食標準化工作雖然取得了較大發展，形成了涵蓋“產前、產中、產后”的標準體系，但面對新的發展階段，在體系結構、實施應用、宣傳推廣上仍存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標準重復主要集中在標準重要定義、適用范圍、參數檢測依據等關鍵內容重復，例如糧食栽培技術、植保防治、測報、調查等標準重復問題較為集中。從我國糧食國家標準的標齡分布統計看，標齡在5年以內占35.9％；標齡超過5年占64.1％；從我國糧食行業標準的標齡分布統計看，標齡在5年以內的占25％；標齡超過5年的占75％。其中20%的標準標齡在15年以上，格式陳舊未及時修訂。

因此，不論是國家標準還是行業標準，我國糧食標準的標齡普遍較長，標準更新速度緩慢。同時，同類產品標準特別是術語定

糧食作物的標準分類過細，針對栽培方法、病蟲害防治、生產加工等環節都有制定標準，沒有形成系統的生產規范。截止2019年底，我國糧食國家和行業標準中涉及質量規格標準193個、術語定義17個、安全限量標準17個、生產規范標準198個、檢測方法標準649個、機械配套標準102個。檢測方法標準比重最大，占半數以上，其次是質量規格和生產規范標準，分別占16%左右。

各種作物不同的栽培標準較多，每種作物不同的病蟲害都有單獨標準，病蟲害標準中各種作物又有相應的防治、調查、測報標準，系統性差，不利于生產者參考使用。目

定義標準和產品質量標準間參數設置不一致、定義不準確或者有矛盾，以檢測方面為例，近三成的標準帶有檢測方法附錄，與檢測方法標準易發生沖突；另外，檢測關鍵步驟和換算指數差異較大是方法標準矛盾的主要方面，該問題標準數量不多，卻因關系檢

測結果的可參照性，影響的范圍較大。

多年來，國家在標準工作資金投入上一直存在著“重制定，輕實施”的現象，受傳統工作機制體制的影響，導致部分標準的制定和實際生產過程存在脫節和滯后，缺乏實際生產需要的適應性和及時性，雖然政府實現了“有標可依”，而生產實踐中卻出現“無標可循”的扭曲現象。截止2019年底，我國糧食國家和行業標準中強制性國標124個、推薦性國標329個；行業標準723個，其中強制性行業標準10個（強制性農業標準7個、強制性其他行業標準3個），推薦性行業標準713個。由于強制的糧食標準比例較低，部分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制定的標準在生產中被束之高閣，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目前，標準制定從立項征集、下達任務、文本起草、意見征求、評審發布這一鏈

前新型主糧加工品、小宗糧豆標準仍有缺失，營養價值豐富的雜糧和小品種油料油脂產品相關標準較少，糧食標準與糧食行業全面均衡發展的需求還有差距。

緊緊圍繞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這一核心，結合我國糧食生產和發展的實際情況，按照“系統構建、查漏補缺、逐步完善、突出急需”的原則，加強糧食相關標準制定修訂管理，加快農作物良種、植物保護、土肥水技術和作物栽培技術標準制修訂工作，加大對相關標準的培訓和宣貫等，對提高種植業標準化水平和綠色優質安全農產品供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針對現有糧食標準存在的不同問題，個人認為優化糧食標準體系要進一步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條運行順暢，而標準發布后出現信息鏈條的斷裂，標準制定者和使用者之間無法有效溝通。標準全文對社會公開缺乏宣傳推廣，標準管理部門沒有及時完整的對標準實施過程進行跟蹤評估，現行標準缺乏評價體系，標準的采用率、實施效果等沒有統一的評估標準、反饋渠道和查詢平臺，造成標準制定數量多，后期管理少，使標準無法高效、可持續地運行，修訂工作跟不上生產發展的需要。

明確糧食標準中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的各個層級定位，對糧食標準做好分類，分類要與主管部門各司局的職責分工保持一致，行業標準應按照“以產品為單元、以過程為鏈條”的原則進行分卷分級；標準間協調性差、重復較多、過于細分的進行修訂或整合，同時對指標間參數設置不一致、定義不準確有矛盾的差異部分進行適用性、合理性論證，減少各類標準中特別是產品質量、檢測方法、技術規范中過于細分的標準，形成適應多方需求的統一標準；對標齡過長、格式陳舊不符要求、引用標準更新不及時的進行全面修訂；對無實際使用價值的標準和市場已不流通的產品標準應廢止，根據新的《食品安全法》，安全限量的強制性行業標準應廢止。

質量提升，標準先行，標準化是質量提升的“牛鼻子”，是引領質量升級“牽引力”。以標準評價體系指導特色優質糧食種

（3）加強糧食標準驗證及效果評估

圍繞提高糧食標準適用性和有效性，統籌考慮糧食生產地域分布和糧食質量安全監管工作的需要，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三個方面，以及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綜合開展科學的標準驗證和實施效果評估體系指標的研究；通過將糧食標準效果評估工作納入現代農業管理，充分掌握我國糧食經濟發展進程，為主管部門制定糧食經濟發展規劃提供科學的依據，讓標準更好的服務于生產，也讓標準真正成為對質量的“硬約束”。

植結構調整，突出綠色、優質，推進優質糧食工程建設，增加綠色優質糧食供給；進一步加強雜糧、雜豆、木本油料等特色產品標準制修訂，推動特色糧食食品產業化發展；鼓勵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技術標準，通過技術標準的實施和應用，促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提升產業、企業、產品核心競爭力。

隨著現代化科技合作和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的銜接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糧食標準制修訂工作中，借鑒和采用國際標準，尤其是對于通用的基礎標準和檢測方法標準應等同采用，并要實時跟蹤國際標準的發展情況，盡早采用國際組織最新制定的標準，特別是一些快速儀器測定方法，做到與國際同步發展。對于糧食產品質量標準，在考慮我國國情的基礎上，經過充分研究和試驗驗證，證明適用于我國的國際標準要積極轉化采用，以不斷提高國內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在國家大力推進標準田建設的大背景下，在“一帶一路”構建新型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過程中，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下，糧食標準化工作將被寄予厚望。糧食標準化工作各級管理部門必須切實增強使命感和緊迫感，積極貫徹落實國家標準化戰略，持續深化標準化改革，進一步明確新時期糧食標準化工作的方向和要求

（4）積極穩妥推進與國際標準轉化接軌

作者：周陽 科技標準體系處

，加快構建與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相適應的標準體系，著力提升標準化科學管理水平，更好發揮標準化支撐農業農村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引領性作用，全面提升我國糧食生產質量效益和競爭力，有效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為助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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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初探?

植物檢疫是預防有害生物傳播危害的關鍵措施，其工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種業安全、糧食安全和農業生產安全，也直接影響農民增收和農產品貿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自2018年國務院全面推進機構改革以來，各級農業植物檢疫機構的改革也逐步跟進，由于植物檢疫具有很強的法規性、政策性和專業性，其職能也融合了執法、行政和技術三個方面，在機構改革的過渡時期，植物檢疫工作面臨職能分割但人員不能迅速匹配等問題。筆者將結合在基層鍛煉期間了解到的實際情況，淺談新形勢下基層植物檢疫工作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一些初探對策。

植物檢疫員隊伍體系是檢疫工作開展的基礎，但目前基層植物檢疫員隊伍還存在很多問題。

——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植物檢疫工作實踐為例

姜培

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植物檢疫員情況為例（表1），可以看出，基層植物檢疫員隊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年齡結構不合理，老齡化嚴重。全市共計已考核備案專職植物檢疫員104名，但30歲以下的占比5.7%，普遍缺乏工作實踐經驗；30~40歲的29人，占比27.9%，多為“借調”、“忙來用”或面臨提拔的人員，其中磴口縣、烏拉特前旗沒有該年齡段的檢疫員，年齡結構出現嚴重斷檔；40歲~55歲的45人，占比為43.3%，是各旗（縣、區）植物檢疫工作的中堅力量；55歲以上為24人，占比為23.1%，面臨退休或因身體原因無法工作等情況。二是專業化人才不足。學歷方面，專科以下人員34人，多為轉業軍人，缺乏專業化系統學習，但實踐經驗較豐富；本科人員46人，多經過函授學習，轉為本科學歷，承擔著主要的檢疫工作；碩士研究生24人，多為近兩年畢業的人員，主要集中在市級植物檢疫機構，專業優勢發揮受到局限。三是專職檢疫員不專職。全市檢疫員中，工作重點在植物檢疫相關工作的“專職”人員僅11名，占比10.6%，各旗

（縣、區）僅有1人，主要承擔產地檢疫證書、調運檢疫證書的辦理和疫情報送等工作；被借調植物檢疫人員為29人，占比為27.9%，多為研究生，被上級或其他部門借調；其余人員多同時負責病蟲害監測預警、農藥管理、病蟲害防控技術研究推廣等植保相關工作。

根據筆者在基層鍛煉期間參與的市場執法檢查活動來看，從事植物和植物產品生產經營的單位和個人對辦理植物檢疫證書意識淡薄，存在僥幸心理，臺賬不完善、未辦理調運檢疫證書就擅自調運種子、種苗的現象

隨著機構改革的推進，個別旗（縣、區）的植物檢疫行政執法職能由農業技術推廣中心或植保植檢站移交到農牧業綜合行政執法部門（表2），這一改革變化較大，也帶來相應的問題。由表2可以看出，目前，

普遍存在。特別是蔬菜種子，品種多、數量少，多數經營者從種子批發市場采購后，分銷到多地，一個違法行為可能涉及多個地區，增加了檢疫工作的難度，也增加了檢疫性有害生物進一步傳播擴散的風險。

自2016年免征國內植物檢疫費以來，植物檢疫工作長期以來沒有固定的專項事業經費，疫情監測等基礎工作難以順利開展。

機構改革過渡期，各級植物檢疫機構應強化責任觀念，加速職能分割和移交，做好工作交接與傳遞工作，保證各項工作不斷線、不掉隊。對由于人員調整造成檢疫員流

巴彥淖爾市的產地檢疫、調運檢疫、疫情監測防控等職能劃分相對明確，但除杭錦后旗外，其他旗（縣、區）的行政執法職能均存在移交不到位、分工不到位、協調不到位的問題；此外，隨著職能的轉變與移交，市植保植檢站及部分旗（縣、區），如臨河區、杭錦后旗、磴口縣的專職植物檢疫員隨工作變動調入農牧業綜合行政執法隊伍，導致人手本來就不充足的植物檢疫機構專職檢疫員進一步流失。如何將植物檢疫的技術專業性與行政執法結合起來，各個部門之間如何協作配合等機制還需進一步建立。

新版“全國植物檢疫信息化管理系統”已上線運行3年，系統操作便捷、運行順暢，今后要不斷完善各項植物檢疫許可事項的辦理流程以及數據可視化分析等功能，提升植物檢疫科學追溯、科學管理水平。此外，目前我國的產地檢疫、調運檢疫等國家標準或者相關規程多年份久遠，應加快其制修訂工作，以滿足實際工作的需要。

機構改革后，植物檢疫機構的技術支撐作用將越來越凸顯，基層植物檢疫機構在開展日常工作的同時，應根據當地檢疫性有害生物發生情況，與科研單位合作，構建“產學研推”高效推廣新模式，通過相關技術研究示范，理論與實踐結合，全面提升植物檢

失的機構，應“與事相應”根據實際情況和工作需要，補充配備數量充足的專職檢疫員，并通過培訓、聯合檢疫等方式，提升隊伍技術能力；對于基層檢疫執法機構的工作人員，要將其納入專職植物檢疫員隊伍，組織專業技術培訓及考核，使其工作開展有理可依、有責可究。

為了適應機構改革后植物檢疫職能較為分散的工作現狀，要宣傳植物檢疫工作“預防為主”、法規防治的特殊性，提高各級政府對植物檢疫工作的關注度和重視度，將植物檢疫工作從部門行為上升為政府行為，有助于組織植保植檢、農技推廣、行政執法等相關部門間的協同工作，開展聯防聯控。特別要加強綜合執法部門與植物檢疫機構的相互支持與配合，逐步探索部門間信息傳遞與協作機制，執法工作需要植物檢疫專業技術作為支撐，植物檢疫監管需要執法工作的強制力，二者形成合力，才能確保植物檢疫工作順利開展。

為保證植物檢疫工作經費來源充足，除了各級植物檢疫機構要通過多渠道積極主動爭取經費支持外，應通過法律法規或相關政策文件將植物檢疫經費納入各級政府財政預

疫機構的專業技術水平。

算，保證經常性的事業費投入。

作者：姜培 植物檢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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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曉晶 史夢雅??

?策劃：全國農技中心團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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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06期

中青年干部學習交流

活動專題